重庆中国离“住房幸福指数”最近城市.docVIP

重庆中国离“住房幸福指数”最近的城市 　　中国房地产有治理得很好的城市，这就是重庆。重庆是中国的商品房价格洼地，己连续3年位居全国34个省会及直辖市“住房痛苦指数”最低的城市。更具示范意义的是，重庆是中国仅有的4个直辖市之一，是中国的超大城市。而且，重庆是座可供开发商品房的土地短缺到寸土寸金的山城。 　　 　　2011年，也许中国房地产的处境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困难过。房价之贵成为中国第一民怨。2011年开年，在《2010年中国十大热门话题》网上民意调查中，房价再次位列第一。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房价再次位居《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十大热门两会话题》之首。 　　房价压迫让中国人窒息，房价之痛让中国举国喊痛。 　　对此，房地产大亨膀爷任志强在做客凤凰卫视时，却很不厚道地说：蜗居、蚁居，是他们混得太背，事业不成功，商品房是盖给成功人士的。 　　可连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湖北省副省长张通、海南省省委书记卫留成、广东省副省长宋海，这些国之重臣、封疆大吏们都说：我也买不起房！ 　　试问任志强，又该如何评说？是他们“混得太背”吗？ 　　面对2010年中国房地产的涨势如潮，就在“两会”召开期间，面对代表、委员的质询，竟有建设部的高官两手一摊，无奈地说：我们治理房地产的所有办法都用了，房价就是下不来呀。 　　果真如此吗？ 　　其实，我们有的是办法。中国房地产既有刹车，也有油门。我们既可以踩刹车，也可以控油门。中国房地产的车速取决于房地产金融，取决于银行信贷，而银行听命于政府。 　　2011年3月，“两会”召开前夕，温家宝总理在答网友问中，语重心长地说，将在自己的任期内解决房价涨幅过大的难题。在“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一语千斤地承诺，本届政府有能力在任内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使房价涨幅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温家宝总理的任期满打满算已不到3年了，他已当了两届总理，按照规定，不能再连任了。他已给出了解决房价过高的最后期限。 　　其实，中国房地产有治理得很好的城市，这就是重庆。 　　重庆已连续3年位居全国34??省会及直辖市“住房痛苦指数”最低的城市。更具示范意义的是，重庆是中国为数不多的4个直辖市之一，是中国的超大城市。如果重庆是个中小城市，那么，我们不说也罢。但重庆是座可供开发商品房的土地短缺到寸土寸金的山城。 　　 　　重庆：中国离“住房幸福指数”最近的城市 　　 　　2007年3月20日晚8点，上海东方卫视播出了《杨澜访谈录?房价》。在这期节目中，杨澜就房价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现已升任重庆市长）。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个访谈录中的精采片断： 　　杨澜：最近经常说到的一个名词，叫“住房痛苦指数”，它等于商品房每平方米的平均售价除以人均月收入。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痛苦指数在5左右。请问重庆是多少？（笔者是“住房痛苦指数”的始作俑者。她所说的“北京和上海地区的痛苦指数在5左右”正是我的计算结果。） 　　黄奇帆：我来重庆的时候就说过，最幸福的买房者是重庆的老百姓。去年重庆主城区商品房平均价格为2700元/平方米，主城区居民月均收入也在2700元左右，基本实现了1∶1。 　　杨澜：有报道说重庆人月均收入只有900元，这和您说的2700元差别比较大。 　　黄奇帆：这里边有一种是按照人均GDP算的，包括老人小孩。职业人群的月收入相对较高，是2600多元。刚才说的北京和上海是1∶5，我认为这个比例可能算大了。上海去年职工平均收入应该在4000多元，上海的房地产平均价格8000多元，大体上是1∶2。我觉得北京大体也应该在1∶2到1∶3。（黄奇帆市长所使用的概念是“职工人均收入”，而“住房痛苦指数”所使用的概念是“人均收入”。计算的出入便来自这里。） 　　杨澜：现在媒体上关于房价是否存在泡沫有种种争论，那么衡量一个城市的房价是否合理，您用什么样的指标？ 　　黄奇帆：短期的房价和供求有关；中期的房价和成本有关，包括土地成本、建筑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成本高了会影响中期的房价；远期的房价归根结底和收入有关。如果这个地方职工的月收入等于1平方米的房价，那就符合基本规律。长远来说，如果这个城市职工的月收入平均是在四五千元，房价在八九千元的话（约1∶2），那肯定是有泡沫。（黄奇帆的这段话说得非常精辟，这恰恰是“住房痛苦指数”的定义，“住房痛苦指数”与“住房泡沫指数”等值。当“住房痛苦指数”低于或等于1的时候，“住房痛苦指数”自动升级为“住房幸福指数”。） 　　杨澜：您觉得仅仅就房价和收入比这样一个数据，就能够来判断房价是否有泡沫吗？是否还有其他借助的手段？ 　　黄奇帆：应该说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数据。 　　“住房幸福指数”是一个渐进的指数，“住房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