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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壮士”后来悲喜录 　　 　　1937年10月26日，淞沪战场上日军突破大场防线，我军腹背受敌不得不西撤，留下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一营的数百名官兵担任掩护任务，坚守苏州河以北的四行仓库，他们号称”八百壮士”。他们在团副谢晋元的指挥下激战四昼夜，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毙敌200多人，取得了“四行保卫战”的胜利。但10月31日奉命撤退后却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解除武装，软禁于胶州路拘留营四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8日，日军接管拘留营，先后将330余名孤军官兵押到月浦、龙华做苦力。 　　1942年4月，汪伪政府为了拉拢这批孤军参加和平运动，将他们转到南京，对外大造舆论，说这些孤军是到南京晋谒中山陵，拜祭先总理孙中山的。到南京后，汪伪政府用小包车带孤军官兵参观南京市区，发给优厚的慰劳金，孤军官兵不为所动，拒不接受。汪伪政府恼羞成怒，将全部孤军关入老虎桥俘虏营（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2000年已拆）。 　　老虎桥监狱是一座人间地狱，以刑罚残酷而闻名。院内戒备森严，岗楼耸立，高墙上有铁丝电网。日军强迫孤军做苦力，挑大粪，百般折磨。在一次冲突中，士兵邓贵清用扁担将一个日兵手臂打断，日军将整队孤军包围，以机枪威吓。雷雄团长毫无畏惧，质问日军：“我们不是战俘，为何将我们作俘虏看？”孤军的特殊身份使日军不敢胡乱动手，只好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事后日军进行报复，一天邓贵清被日军派到鼓楼做苦力时，在一座桥上被日兵用枪托活活打死。有一日，一名日本军官强奸了监狱内的一名中国女俘。孤军们派出代表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停止这种兽行。狂妄的日军非但不听，而且还对孤军代表施以酷刑。全体孤军闻讯后立即绝食，以死抗争。日本人没料到他们真的连死都不怕，在正义的压力之下被迫道歉，停止了对中国战俘的折磨和蹂躏行径。在俘虏营中日军看管较严，有一次12名士兵越狱逃跑，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由于战事趋紧，需征用大量劳力，同时也为了不让孤军团结在一起，日军实行分散看管，分别把孤军们押往裕溪口、杭州、孝陵卫、光华门、新不??颠等地做苦力。 　　1942年5月，敌人从俘虏营中调出原四连代连长陈日升等100人去杭州南星桥外西兴镇养马，后又分出25人去江西上饶。这批人在原营部通信班长刘一陵的带领下，成功逃脱。消息传到杭州，敌人将陈日升痛打一顿，罚孤军长跪一天，不给饭吃，不久又押回老虎桥俘虏营监禁。 　　1942年8月，70名孤军士兵被抽调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日军战地士官学校做工，在那里割草、喂马、换马掌等，吃的伙食比日兵差，但一个星期还发点香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电网没有通电，11月6日夜里，万连卿借故与看押他们的日军军曹打乒乓球迷惑和稳住敌人，掩护其他人越过高墙上的铁丝网逃了出来。等7人逃出后，万连卿以上厕所为由逃出孝陵卫，8人到达句容县茅山集中，得到了新四军的帮助，将他们送到安全区，经江苏、安徽、江西（在赣州碰到从杭州逃出来的陈祖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1943年在穿越半个中国后，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重庆。9位脱险壮士是施彪、陈德松、段海青、陈祖谟、徐文卿、万连卿、张永祥、黎时德、萧益生。在孝陵卫的其他人于1943年2月初，有28人在赵班长的带领下，将棉被、毛毯盖在铁丝网上也逃了出去，有的在茅山参加了当地的新四军游击队。 　　1942年底，敌人又从老虎桥俘虏营中派出100多人去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淮南煤矿的煤炭，由车上卸下再装上船。这批人中包括孤军营代团长雷雄。为便于管理，这些人被分成3个组，利用官管兵的办法，指定陈日升（连长）、杨德馀（即杨养正，排长）、陈岂凡（排长）三人为组长，并配发袖章以示区别。他们从称煤的司称口中打听到，裕溪口对面山上就是游击区。于是，雷雄等就暗中组织以3人为单位的行动小组。1943年春节前一天下午，4时收工时他们举行了暴动，抢了敌人的机枪、子弹逃了出去。雷雄等29人逃到一个叫桃花乡的新四军驻地，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最后分两批回到了重庆。在雷雄领导暴动时有10人留在营房未能参加行动，后来其中又有6人伺机逃跑，不幸被敌人发觉，开枪射击，一人中弹身亡，3人逃散，只有余长寿、曾和平两个人到达皖南新四军防地，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1942年秋，部分孤军被转到莫愁湖畔监禁，担任莫愁湖与周围各河的挖泥疏浚工作，疏浚时从湖内挖出沉积的南京大屠杀的同胞尸骨，湖中遗骸至少在万具以上。1944年日军将仍在孝陵卫等地的约120名孤军战俘迁到上海，1945年2月孤军组织了集体逃亡，其中卫士班长景勘等33名官兵受到新四军在苏南游击队的接应，最后33人全部辗转到达重庆。 　　 　　其他成功逃脱的还有：1942年初士兵姚连玉等2人从月浦逃出；团副上官志标在一次无锡就医时脱逃出去，并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