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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一种根本而有效全球治理手段 　　摘 要：我们正在目睹和经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诞生于冷战终结前后的“全球治理”理论，实际上是试图以减少“政府”的统治为主要思考方向的，但那样的全球治理本身难以实现。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没有统治的治理”终于走到了极端，政府成为资本势力和金融市场的附庸。真正的全球治理当然不是任何形式的全球统治（如霸权）下的世界秩序，而是全球民主下的“有政府的治理”。为了新的全球治理，我们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克服帝国主义，深入挖掘“全球政府”思想。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以及诸如欧盟这样的地区组织，其成功是因为它们发挥着某种功能性的“全球政府”作用，而其失败和无效则是因为其一直拒绝和犹豫以全球民主为基础实现全球政府作用。未来的联合国改革和国际金融、国际贸易领域的改革，若是要取得成效，就应该引入“全球政府”方案，至少不能盲目排斥“全球政府”思路。 　　关键词：全球危机 全球治理 全球政府 中国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6-0016-23 　　 　　一、危机四伏的世界缺少根本性解决方案 　　那些指望世界很快从危机中“复苏”、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所谓“后危机时代”的人们，实际上低估了全球问题的严重性和长期性。 　　全球问题的“解决者”均是全球问题的“制造者”。要让问题的制造者也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这是一个对方案设计者提出的高难度的题目。目前全球问题的国际“集体行动”之所以难以取得有效进展，主要是因为问题的制造者实际上阻碍着问题的解决。主流世界（国际体系）回避采行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一些号称是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的解决问题方案，顶多是在最为紧急的情况下（如2008年的金融海啸）下的“危机管理”，解一时之忧，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下为当前一些最为严重的全球危机： 　　第一，世界的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在美国，“单极世界”导致了世界的巨大失衡。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心在美国和欧洲，席卷全球，但实际上还只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初表现。美国、欧盟和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传统地带，但它们已经全部陷入深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美欧日依然难以从债务危机中解脱。美欧日对付债务危机的做法，可用的有效手段很少，无非是两种：一是把快要爆炸的“定时炸弹”的时钟往后拨，推迟危机的大爆发；二是寻求转嫁危机的外部途径，在这方面，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新兴经济体”。 　　第二，能源危机恶化。目前的焦点问题是，核能向何处去？在这个“工业化时代”，核能一度被当作了解决“能源安全”的主要出路。事实上，若不考虑核能转化为核武器，日本等国家一直把核能当做“能源安全”的支柱。但是，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到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发生，人们终于认识到核能是不安全的能源。因为不仅是任何安全技术都有其不安全的限度，而且，核电行业如同其它工业化部门一样产生的必然“外部性” （“副作用”）――核废料，无法得到安全、彻底根除隐患的处理。 　　第三，政治危机。2011年，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持续长久、规模巨大的政治“起义”与“革命”，让人联想到1815年前遍及欧洲的革命（当时最典型的革命国家是法国）。阿拉伯动荡的“外部”根源是美欧为中心的全球化使阿拉伯世界的多数公众更加赤贫和被剥夺。他们能做的首先是把勾结全球化外部势力的专制政权推翻。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终于用行动推动了全球民主。阿拉伯民主震撼了西方，在某种意义上揭穿了西方保守势力的长期伪善：他们根本不愿意看到这些国家真正的民主治理。 　　第四，国家混乱、解体和无序。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如索马里，继续陷入长期的混乱和无序。在国家分裂方面，苏丹一分为二，这也许意味着非洲大陆新一轮国家裂变的开始。非洲目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非殖民化”）的产物。为了维持后殖民化时代非洲大陆的国际秩序，非洲国家、西方国家和联合国，一直小心翼翼地希望维持非洲国家边界和领土现状，而不是打破现状。如今，南苏丹的诞生，不仅将鼓励其他希望独立的地区和人民，而且代表着西方的对非政策的历史性变化。 　　第五，新的大国纷争和地缘战略冲突正在酝酿。东亚地区――“发展”上的“成功”使其成为继欧美之后公认的世界权力中心。目前普遍流行在西方的“全球权力转移”说，加强了东亚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但接下来，不可避免的权力纷争将使这个地区很可能成为危机和冲突的中心。为了对付霸权的衰落，美国的根本策略之一是新的联盟政策，以“崛起了的中国”为对象，[1] 布局与中国的新战略关系，包括“再冲突”。[2] 　　二、“国际治理”及其“改革” 　　冷战刚结束时，就有人主张改革联合国。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冷战后”时代的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8226;布特罗斯－加利（B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