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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概念解读 　　作者简介：?尹倩（1973- ），女，山西大同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 要：“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时间上，“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其内容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性的概念；“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中国模式”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关键词：“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24-04 　　 　　 “中国模式”是近些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和政要在媒体上经常使用的新概念，中国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有些学者甚至不同意这样的提法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解释受到其使用动机的影响（如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的解释有时难免有些偏颇。但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视角，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在充分认识国外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概念的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对于“中国模式”概念解释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国情和语境加以内化，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真正提出客观而科学的“中国模式”的概念解释。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模式”的概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模式”并非“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8226;库伯#8226;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7日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中首次提出的。在他那里，“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中国模式”只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而“北京共识”的范围则更广一些。“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1］。然而，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国际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更多的时候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使用。在笔者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笔者肯定提出“北京共识”的积极意义，但并不赞同“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对于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用“中国模式”一词来概括似乎更为贴切。理由如下： 　　首先，“共识”一词存在被滥用的现象，容易引起歧义，与“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意欲表达的内容不符。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共识根本不存在。”在“华盛顿共识”一词提出后，又先后出现了蒙特雷共识、哥本哈根共识、墨西哥共识。美国的“耶鲁全球化”网站有篇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出现了太多的“共识”，这表明，“共识”已成为时髦的词语，因此，也不再是有任何意义的可以信赖的标识。作者挖苦道：“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非常有市场，那就贴上‘共识’的标签，这表明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系统的理论。”最近两年，随着“北京共识”一词得到传播，许多与北京有关的事情都被冠以“北京共识”之名，甚至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组织大会和工会论坛所通过的决议也被称为北京共识。［2］因此，应慎用“共识”一词。 　　其次，“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两个概念是有明确区别的。“中国模式”既可以是实践经验，也可以是发展理念，参照的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所谓“北京共识”只是发展理念，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它与“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都属于发展理念的范畴。因此，相比之下，“北京共识”概念的视角过于狭窄。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虽意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雷默对拉美研究颇有造诣，由于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涵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其产生了提出“北京共识”的理论冲动。同时，雷默用“共识”一词也与其新闻记者的出身有很大关系，是为了广大读者能够关注其文章。但联想到“华盛顿共识”向拉美地区和前苏东国家强行推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北京共识”也就变得政治味十足。如同“华盛顿共识”一样，西方学者使用“北京共识”这个概念时也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即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中国力求避免的。因为在我们看来，社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