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讲中华精神文明概论(二)孔儒与中华文明.pptVIP

第5讲孔儒与中华文明 近年来,对孔儒思想的作用夸大之风甚嚣尘上,一时间，仿佛近百年整个民族及其仁人志士的反封建反专制努力都是多余，甚至有人扬言恢复孔教纲常，立为“国教”。作为一个深受封建专制思想和制度之害的民族，这是极为危险的，它会蚕食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封建专制的努力结果，使中华文明重新回到集权专制思维的巢厩之中。历史地还原孔儒“仁学”的本质，观察其在历史与现实中实践的真实情势，有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是事关中华民族文化演进的重大命题,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一、孔儒“仁学”思想的属性分析 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产生、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孔儒“仁学”思想也不例外。作为中国二千年绵长专制集权社会存在的理论基础，孔儒“仁学”思想是这种特定社会形态的伴生物。 1、就历史属性来看，孔儒“仁学”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发展、成型、盛行、适应并服务于专制集权社会，是专制集权社会的伴生物。离开这个历史背景，孔儒“仁学”思想也就失去了基础。 “中国式”封建社会=商周奴隶社会+孔儒“温情” 令学者们困惑的“中国式”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其实就是奴隶社会及其制度加上孔儒。孔儒赋予的“温情”，是“中国式”封建社会及其制度能够绵延2000多年而不灭绝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在孔儒产生至汉朝这段时间里，孔儒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只在王公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及至被汉朝推上独尊的位置，以后各朝各代加以神化和巩固，作为中华民族人口主体的“庶人”这才有所知晓。而“庶人”未能享有知识和话语权，略识字者也只能望文生义于文言的晦奥难懂，字面意思的“善”对大众来讲也就是真的“善”，孔儒温情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迷惑力；他们的“崇信”并没有思想基础，不能说是真正的信仰,更没有机会去了解孔儒“仁学”思想的真相，即是它的理论在实践中老出问题，也往往被认为是“理解或执行偏差”。对此，李之鼎先生称为“中国灵魂的温柔枷锁”。 2、就工具属性来看，儒家“仁学”思想和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是封建专制王权的理论支撑和理论基础，是专制集权统治的工具。就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来说，他出身没落贵族家庭，中年一度从政，亲身到处宣扬其治国思想，试图借此走上仕途，是真正地“及及乎名利”。史传,孔子就因名利之心严重曾受到老子的严厉批评。只是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相信和采用它，孔子本人也“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与之相对的法家占了上风，孔儒“仁学”才稍有一点“出世”的味道，戴上“学问”的帽子。 秦始皇在法家思想基础上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兴盛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秦以降，法家伴随着秦朝的苛政淡出历史舞台，反秦的同时也将法家一起反了下去。作为法家对头的孔儒，于是登堂入室。其实人们忽略的是，秦朝的苛政及其衰亡并非法家之由，恰是王室违背法家精神、肆意纵容权力和性情的结果。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儒的再见天日和成为“显学”，不过是秦朝后期法家思想遭到弱化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家的权宜之计和自觉地加以利用的工具。仅就汉朝，这个让孔儒“仁学”思想走上神坛的朝代，其开国皇帝真信奉它吗？事实应该说完全相反。刘邦及其幕僚们为了利益出尔反尔、鲜有忠信，几度与项羽盟约、几度失信，连其内部的张良、韩信之类的功臣亦不免兔死狗烹，更何谈什么仁义？但是，这并不影响刘氏皇室“罢黜百家”，将孔儒“仁学”推为“国教”。以后诸朝，凡“信奉”孔儒思想者，多为刘邦式信奉。 后来的情形果然证明，孔儒被当作了专制集权社会的同道人，是统治集团的成员。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王权所欢喜，这是孔儒得宠的根源。而其继承者孟子由于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天子地位的问题上没有孔子如此“立场坚决”，在一定程度上就要遭受到王权的痛恨。 3、就价值属性来看，儒家思想追求的最高理想是“恢复周礼”、“克己复礼”，强调森严等级，忽视个体价值，强调形式，忽视实质；是一种等级特权思想体系。孔儒对新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持排拒心理，甚至深恶痛绝，对生机勃勃的形势非常恐惧，于是他力图说服各国君主重树日薄西山的周王室的地位，重新尊崇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历史的倒退。 当然，也可能的是，我们都高估了当时孔儒追求的目标，也许他所追求的，不过通过宣扬自己的思想来寻找仕途，乃权宜之计。 4、从学术属性来看，孔子遗留思想杂乱无章、自相矛盾、缺乏体系，同时缺乏对宏大命题、终极命题（世界本源、人本源等）的关怀与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人伦构想、人际关系学、人际交往指南。 “独尊儒术” VS “焚书坑儒” 但是，由于统治的需要，“独尊儒术”竟成为中国以后二千年历史的谶语，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演进和走向。“独尊儒术”与法家作为一种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