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济解释——卷一第四章.docVIP

经济解释 卷一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Utility一词，国内译为功效，但我认为功用比较恰当。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Utility这个概念。文化不同，你有我没有，翻译就只能如瞎子过河，胡乱地摸索。有些因为文化不同而很难译得恰当的字--例如Cost--我们要设法译得好。但Utility这词译得不好不重要。 我说Utility译得不好不重要，是因为曾经有百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者也不清楚Utility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Utility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如此，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明白：要是他们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内所说的功用理念，他们就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得像我一样，成为小人物了。 第一节：悲哀的发展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这后者给自私的假设数学化，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他跟着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边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收入相等。这是平均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 economics）就大有问题。一九五○年，森穆逊（P.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 森穆逊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首要人物，连他自己也那样说，为什么福利经济在今天 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作个政府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政府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给经济学者纳税人的钱：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得顺理成章。 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功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功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功用被认为是一个 快乐指数，今天在某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E.E.Slusky（1880-1948）--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一九五二年被译成英语。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功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边沁之后，参与功用理论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天才辈出，好不热闹。很不幸，屈指难算的理论天才的工作，只赢得一篇血泪史。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 我很喜爱史德拉在该文结论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请他用墨水笔写在白纸上，让我放在书桌旁作为自己研究时的警句。墨色淡化了，但该稿今天还在。我把它刊登在这里，好让读者能欣赏一下这位二十世纪天才的笔迹与风采。 其文如下：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