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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王家庄》里的多重艺术世界 　　 摘要：在毕飞宇的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里，作家利用儿童视角创造了不同层面上的“王家庄”世界：“我”的乌金荡世界、“父亲”的黑夜世界和村民们的“太阳”下世界，由此展开对国民性的审视、对“文革”的审视，是一篇复调的、有意味的小说。 　　关键词：“王家庄”世界；“我”；“父亲”；“太阳”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005-03 　　作者：常文昌，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亚斌，兰州大学文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甘肃，兰州，730020 　　 　　 毕飞宇是近年来势头颇劲的新生代作家，佳绩不断的“鲁迅文学奖”和“冯牧文学奖”等，使他日益进入当今文坛的中心。但是毕飞宇是一个很有创作自觉的小说家，他一直对于自己的成功保持着警觉，他的小说创作历程也是他的不断反省和调整的过程。他认为，“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是带着‘问题’走进文学的”[1]，因此，他的小说明显地带着一种审视与思辨的色彩。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2]在《地球上的王家庄》里，作家按照人们不同的存在状态，分割了不同的“王家庄”世界层面，并且以复调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文革”的故事，审视历史、审视人性（或曰国民性）、更审视人之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的王家庄》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关于成长的寓言、关于国民性的寓言、关于历史的寓言。 　　 　　 　　 一、乌金荡：“我”的王家庄 　　 在《地球上的王家庄》里，有一个隐在却又现实的存在，就是严酷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小说却并没有正面去写它，而是从充满诗意的童年世界落笔，创造了一个梦幻般的乌金荡“天堂”世界。这个世界简单、透明、纯净、波澜不惊，没有成人世界里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人与人之间壁垒森严的“敌我”界线，一群鸭子和一个八岁的孩子，“韭菜叶”一样舒展的水草，数不清的鱼蚌虾蟹，构成了一个既有着丰富的童话意象，又有着生动的童话意蕴的审美世界。 　　 显然，作者并没有企图把这个童年世界过于理想化。虽然乌金荡的水下世界是“鸭子的天堂”，乌金荡水上世界是“我的天堂”，但在这个所谓的天堂里还是有冲突、斗争和杀戮：鸭子对于鱼、虾、螃蟹的捕食，鱼虾螃蟹相互之间的捕食，仍然构成了生命屠荼的一种象征景观。所以鱼虾们也会有悲伤，有泪水，并把泪水变成“一串又一串的气泡”，然后“在水平面变成一个又一个水花”。而“我”在一个应当“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的年龄，却不得不为公社放那群不知是八十六只还是一百零二只的鸭子，因为“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咔嚓’一下就见分晓。”这种知识教育缺失的危机，使“我”成了“一只光秃秃的鸟”、“一朵皮包骨头的云”，最终，在王家庄人们对于世界地图的争议中导致了同村民们一样的精神迷失。可见，乌金荡天堂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天堂的假象，是美丽的童年为它抹上去的一层幻象光圈。 　　 毕飞宇喜欢用孩童的视角表现世界。他认为“乡村是生活的源头”，而“乡村和孩子是联系在一起的”，[3]因此，乡村和孩童构成了他小说的两个重要话语空间。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个人的创作嗜好和风格之外，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文革”叙事，似乎也是其他许多作家所乐于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段。在《白色鸟》（何立伟）这样一类小说中，越是以单纯、透明的质地来构筑一个理想、美好的孩童世界，严峻动荡的社会就越是显得突兀和不和谐，越是形成作品内部的一种紧张和张力，也就越是容易促成读者的情感倾向判断和心理冲击效应，这也正是这类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毕飞宇的另一些小说如《白夜》等，也是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式，形成了作家的某种创作倾向。 　　 梦幻的天堂是美好的，但是在丑陋的现实背景之下，这个童年天堂却恰如乌金荡闪烁的波光，变幻游移而且稍纵即逝。在小说的最后，鸭群的丢失，也象征了美好的乌金荡世界的消逝，或者说童年的梦幻乐园的终结，我被迫以“神经病”的角色进入现实的世界。在这一层面上，《地球上的王家庄》也是一部有意味的成长小说。 　　 　　 二、黑夜：“父亲”的王家庄 　　 　　小说中的“父亲”在王家庄世界里是一个“另类”（或曰“异端”）的存在，他那白的能看见“天蓝色的血管”的手，和“白得发亮，傲岸得很”的屁股，作为隐喻的知识分子身体特征，就成为时代改造的必然对象。所以，他很难进入“太阳”下王家庄的主流社会，他是一个被时代所抛弃了的历史殉难者，他只属于王家庄的黑夜世界。 　　在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特别是40年代延安时期直至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一直非常微妙。从不断的“改造”到在“文革”中遭遇“革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段从地狱到炼狱的黑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