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白族学者马曜先生.docVIP

杰出的白族学者马曜先生 　　 马曜先生(公元1911年――2006年)是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云南人民的骄傲,更是大理白族人民的骄傲。 　　 　　早年生平与革命工作 　　 　　公元1911年10月11日,马曜先生出生在大理洱源县大果树村的一个白族家庭。马曜先生的父亲马秉升抗战期间曾担任永平、龙陵二县县长,为抵抗日本侵略做出了贡献。马秉升工于诗词,使马曜耳濡目染,更以“男儿立志须报国”的教诲,在年轻的马曜心中打下了爱国主义的深深烙印。 　　1927年秋,马曜考入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初级部就读。在进步思想的激励下,马曜1930年夏天从大理步行400多公里到昆明,考入云南省高级农业中学,同年又只身远赴南京,翌年考取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 　　当时的光华大学,有吕思勉、钱基博、徐志摩、潘光旦、王造时等名家执教。其中国学大师钱基博对马曜尤为器重,多方悉心指导,为马曜的学术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在爱国热情的推动和革命旗帜的感召下,马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33年,王明错误路线导致党组织遭到破坏,马曜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1939年10月,马曜到西南联大进修,师从陈寅恪学习历史,师从罗庸、刘文典学习古典文学。194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然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抗战胜利后,马曜先生与闻一多、楚图南等民主同盟负责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参加了民盟。按照闻一多先生的建议,马曜与杨青田以本地教育界人士的身份竞选云南省参议会议员,并于1945年冬当选。此后,马曜利用省参议会这个讲坛展开了合法斗争。在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中,他公开用议案控诉国民党当局屠杀教师学生的暴行,提出国民党中央“驻滇军队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检查人,以维人权”的提案,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运动。随后又在省参议会内积极参加和组织了反对内战、反对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以及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斗争。 　　1948年夏天,马曜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4年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地下党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下,马曜和杨青田、唐锡畴三人组成了统战工作小组,在地方上开展争取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这时国民党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在省内疯狂镇压学生运动,马曜写了《致何绍周的公开信》,直斥其非。此后他又在卢汉的暗中帮助下,揭露何贩卖鸦片和武器的恶行,迫使蒋介石将其调离云南,从侧面有力支援了卢汉的起义行动。 　　194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将马曜列入逮捕名单。9月,马曜离开昆明转战滇西,在“边纵”七支队和中共滇西北专员公署开展群众和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同年底卢汉宣布起义,并委派马曜接管大理。不久马曜回到昆明工作。 　　 　　云南民族研究的开创者 　　 　　云南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然而省内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具体情形如何,以往的政府却从未组织过翔实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关注边疆民族问题,将民族工作视为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识别和调查工作。作为云南著名的少数民族学者,马曜先生在建国后被任命为省委民族工作五人小组的成员。1950年,他受命组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副秘书长。马曜先生深知民族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作为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这项重大的工程不可贪功冒进。他在晚年曾总结道:“民族调查研究一定要走在民族工作的前面”。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也是马先生从事相关工作之初就坚持的理念。为此,马曜先生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 　　1953年6月,马曜率领工作组到德宏地区潞西县遮放区西山景颇族聚居区调查研究。在30多天的实地考察结束后,马曜先生结合以往的民族研究经验,于同年7月份写成了《从遮放西山区的情况看景颇、崩龙等族地区的生产问题》的报告(崩龙后称德昂)。此后,他率领的工作组又在西山区调研40多天,写出了《关于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在这两份报告的基础上,马曜先生向省政府提出,景颇族地区土地集中程度不高,阶级分化不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原始迷信造成的陈规陋习。因此,他建议在景颇聚居地区不搞土地改革,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通过互助合作,消灭原始落后的因素,并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逐步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提出的“直接过渡”理论,在云南民族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切合当地民族社会实际的科学论断,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民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1959年,他出任中缅勘界办公室副主任,亲率勘察队,跋涉于2000余公里长的中缅边界线上,饥餐渴饮,日晒雨淋,在极艰苦、极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中缅勘界工作。 　　马曜先生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