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绮艳风流到哀感顽艳——明清易代之际吴伟业诗歌中妓家形象的改变.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从绮艳风流到哀感顽艳——明清易代之际吴伟业诗歌中妓家形象的改变 云南民族大学 郭慧杰 摘要：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以独特的“梅村体”叙事诗饮誉文坛，受晚明社会思潮影响，以妓家入诗成为吴伟业诗歌中常见题材。但明亡前受时代风气与个人经历的影响，妓家题材多绮艳风流，而到易代之际，妓家题材亦随鼎革之痛而沧桑。可见同样是以妓家入诗，因时代之不同与诗人心态的变迁，诗歌意蕴与妓家形象大不相同。 关键词：吴伟业；明清易代；妓家题材 明清易代之际，诗人吴伟业身经鼎革而诗风为之苍凉，以独特的“梅村体”叙事诗名冠 “江左三大家”之首。尤其是以《圆圆曲》为代表的长篇歌行体多以人物系兴亡，“存史”之余更以情韵为胜。这既是吴伟业借圆圆身世有感而发，也是诗人亲历鼎革之际的种种惨痛，对人事兴亡有了更深的体悟。以秦淮名妓的遭际叙说兴亡，并非吴伟业的独创，但无疑为吴伟业的创作增添了一抹凄艳绮丽的色彩。以妓家入诗，在其明亡之前的作品中亦有所体现。如《赠妓郎圆》、《偶成》二首，及模仿齐梁乐府所作的《子夜》群歌都可视作吴伟业早期妓家之作的代表。在这些诗中，妓家的形象多轻浮靡丽，与历经沧桑变故后的《圆圆曲》相比，无论是在对女性的认识还是诗歌内涵方面皆不及后者哀艳婉转、寄寓良多。大致来说，吴伟业的艳情之作多作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左右，而《圆圆曲》等歌行体产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前后。朝代的更替使诗人饱经患难多舛，同时也使他的创作更为真挚哀婉，并以一系列成就极高的“梅村体”叙事诗饮誉文坛，奠定了明清之际最重要诗人之地位。 一 晚明素有狎妓之风，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士子们大多风流倜傥。教坊妓馆们为了迎合文人雅士的爱好，特意培养了一批色艺皆佳的名妓，这些名妓不仅情趣上较为高雅脱俗，而且多精通琴棋书画。以才学闻名的吴伟业跻身名士之列自然深受当时风气的熏染。故在明亡之前，吴伟业也曾有过诗酒风流的岁月，并留下了若干狎妓生活的艳情之作。其中有赠送妓家的《赠妓郎圆》： 清靴窄袖柘枝装，舞罢斜身倚玉床。 认的是侬偏问姓，笑侬花底唤诸郎。 此诗以男性的视角去观赏妓女郎圆的娇媚与体态美，充斥着浓浓的脂粉气与轻佻之态。 另有《偶成》二首，亦是留恋青楼之作： 其一：好把娥眉斗远山，细蝉金凤绿云鬓。画堤无限垂垂柳，输与楼头谢阿蛮。 其二：海棠花发两三枝，燕子呢喃春雨时。恰似栏杆妖欲醉，当年人说杜红儿。 全诗以静态写妓家的美，风格上也较清丽芊绵，但缺憾在于景多于情，妓家的形象是泛泛而模糊的。诗人用大量的景物烘托妓家的美，但过于纯粹而理性的观赏态度使我们无法具体感知她们的音容笑貌，更无法从中体味诗人内心深层的情感。 除上所列，《子夜歌十三首》也是吴伟业早年艳体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以仿齐梁民歌写就的艳体诗，以咏与妓家的欢好为主要内容，表现缠绵的儿女私情。在风格上，上承六朝民歌的绮艳，而新增了明末的纵欲色彩。现以其中二首为例： 其一：欢是南山云，半作北山雨。不比熏炉香，缠绵入怀里。 其五：双缠五色缕，与欢相连爱。尚有婉转丝，织成合欢带。 《子夜》群歌的出现与当时文坛盛行的复古主义有关，廖可斌认为：“明末文学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的开端，可以从复社、几社的形成算起。”[1]这次复古运动是明末士人试图力挽危澜的又一次努力，在内容上包括了向儒学的复归及对古诗文的推崇。复社创始人张溥对六朝文学极为推重，而作为复社骨干，又是张溥及门弟子的吴伟业自然深受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子夜歌十三首》在语言上极力模仿六朝民歌，善用双关与谐音，但艳情成分较多，读来并无六朝民歌的感人。“欲”的成分过于彰显，反而掩盖了“情”的质朴。但这些艳情诗却体现了吴伟业对于女性题材的擅长，他以细腻而丰富的情感去体味两性的欢好与情欲的沉醉，语言、情态间都极为靡丽。正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评论：“梅村诗本以lsquo;香奁体rsquo;入手, 故一涉儿女闺房之事, 辄千娇百媚, 妖艳动人。”[2] 若要考订早期妓家之作出现的背景，不得不考虑诗人创作这些作品时的政治处境与心态。徐江先生认为，以崇祯十三年为界，梅村早期的政治活动与心态有所不同。[3]自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至崇祯十二年（1639）是吴伟业在政治上的进取期，诗人力图有所作为而行为较为谨慎；崇祯十三年（1640）以后，因多涉党争，渐觉仕途险恶，而萌生退隐之心，故于崇祯十四年（1641）以母病归辞，隐居家乡。而明亡前的妓家之作正产生于诗人归隐的背景之下。如果说刚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