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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 2013-04-16 14:42 书画纵横 张天弓 我要评论0 字号： 一、小引 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载梁武帝萧衍（464-549）、陶弘景（456-536）相互论书启九首，萧四首，陶五首。九封书信前后关联，为二人晚年所作。书信往来，评帖论书，其经验之丰富，鉴识之精细，理论之深邃，令人感叹。从前笔者阅读这些书信总有一个疑问：“一个在京都，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在茅山，在江苏省句容市东南，往来中名帖的安全及归属问题呢？”后来依据陶启所引南齐马澄《逸少正书目录》两条佚文，推论南齐已有“镇书—出装书”体制。“镇书”，即镇秘府之“书”，是秘府中的极品，永久珍藏，不得外传，而“出装书”则是“镇书”的摹本，可用来馈赠皇亲国戚、爱卿大臣。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这种体制即可解答诸名帖的安全及归属问题。拙文《马澄〈逸少正（镇）书录〉散考》对此体制已作详细探讨，但没有专门讨论这九封书信，只是提到“从中可以感觉到，这种体制在梁代又有新的发展”。（1） 本文即是从“镇书—出装书”的视角切入，探讨这九封书信及其相关问题。 在《法书要录》中，陶启在前，一首陶启、一首萧启相次第，最后也是陶启，现依这种次序，将五首陶启简称为陶启一、陶启二、陶启三、陶启四、陶启五，四首萧启简称为萧启一、萧启二、萧启三、萧启四。《法书要录》卷二还收录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一文，与九首书启相关，可简称为《十二意》。这九封书信的先后次序，表面上是一来一往，但明显地存在着颠倒错乱。到底哪封在前，哪封在后，这与书信的内容相关。反过来说，理解书信的内容，又与准确判别书信的先后次序相关。这样一来，“内容”与“次序”互为因果而相互缠绕。相互缠绕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为什么这封信在前？因为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因为这封信在前。目前已见到二种重新排序，一种是日本学者作的，一种是中国学者作的，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排序。萧、陶二人身份特殊，书信本来就有一定的隐秘性，距今又有一千四百多年，不了解当时书信交流的“小语境”，就很难克服这种隐秘性。我以为，“镇书—出装书”正是开启九封书信奥秘的一把钥匙。 二、“出装（书）之例” 陶弘景非常精明，信中“预出装之例”，为的是向梁武帝索要书法作品。“预”即预计、预想；“例”即惯例、规矩。直接伸手不妥，依照“出装书”规矩就好说话。陶的五封书信，都与“出装书之例”相关。先看陶启一： 适复蒙给二卷，伏览褾帖，皆如圣旨，既不显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毕，不赴今信。纸卷先已经有，兼多他杂，无所复取，亦请俟俱了日奉还。兼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修习。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永存真（《王氏书苑》本作“冥”，近是）题中精要而已。（2） 这是收到梁武帝“复给二卷”后的回信；前给二卷，没有回复，又给二卷，此一并回复。后二卷，梁武帝没有明确表态，“不显允少留”，“少留”即留一段时间，陶启一说不敢久留，赶紧摹写而一段未成，不能随此信奉还。前二卷是“纸卷”，现在也不能随信奉还，请允许“俱了”后奉还。总之，一共收到四卷，以后再奉还。 萧启一是回信，对如何处理四卷表了态：后二卷可以“少留”，前二卷“纸卷”，“是出装书，既须见，前所以付耳，无正，可取备于此”。“正”，是指正本、原本，作为“镇书”藏之秘府。不能看到正本，有摹本“出装书”就行了。言下之意，“出装书”可以留存，不必送还了。 耐人寻味的是，陶明知前二卷是摹本，正本在府库，也知道南齐以来“镇出一出装书”制度，但不称“摹本”，也不及“出装书”，而是称“纸卷”。我想，陶当然想留存下来，对朝庭（廷）来说多制作一套摹本并非难事，但他心中无底，只好赶紧摹写，制作摹本的摹本，等“俱了”后奉还。梁武帝回信对“纸卷”定了性，“是出装书”，这对陶隐居来说确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恩赐。有了皇上的恩准，陶以后就可以“预出装之例”。这可以作为判别陶启先后次序的一条重要的线索。顺便说明一点，陶启透露出一条重要的信息，凡“出装书”均为纸卷。 陶启二是收到萧启一的回信。开篇说同意萧启一结尾以为《乐毅论》“恐非真迹”的观点。接下来，陶写道： 许静素段，遂蒙永给，仰铭矜奖，益无喻心。此书虽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间细楷，兼复两玩。先于都下偶得飞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尝别见，无以能辨，惟觉势力惊绝，谨以上呈。于臣非用，脱可充阁，愿仍以奉上。臣昔于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录》一卷。澄云：“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余首，皆作今体，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澄又云：“帖注出装者，皆拟赉诸王及朝士。” 臣近见三卷，首帖亦谓久已分，本不敢议此，正复希于三卷中一两条更得预出装之例耳，天旨遂复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