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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教育及对后世影响【摘 要】两汉经学是两汉时期教育的主要特色，在当时不仅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进步，同时也对后世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吸收积极有益的经验，摒弃消极错误的做法。 【关键字】经学教育 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9-0073-01 一、西汉经学的兴起 秦朝灭亡后，汉王朝开始统治天下，汉武帝在用强硬的外力统治国家的同时，还采用了对国家臣民精神麻痹的武器—— “君权神授”及“三纲”为中心的儒学。尤其是自董仲舒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汉代开始设立五经博士，经学教育由此兴起。 二、两汉经学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不止是在文字上的区别，今文（汉时通行的隶书），古文（战国时东方各国通行的文字，秦时已废，故汉朝人称为古文），更重要的是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大体上说，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浓厚，表面上说是偏重微言大义，实际上却是牵强附会，更便于有效地控制思想；而古文经学的迷信较少，注重明物训诂和考证，比较朴实。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1]由于今文经学的思想符合统治者的利益需求，所以得到官方的扶植，因此称为官学；而古文经学则不能满足统治者的政治要求，所以没有获得官学的地位，只由私人传授。但是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三、两汉的经学教育 汉武帝即位后，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博士都罢免掉，专置五经博士，真正的“独尊儒术”政策开始执行。五经指儒家的“诗、书、礼、春秋、易”这五种著作。在学校教学上，开办太学，研究儒家经学；在人才选拔上，以儒学五经为主进行考试，设置孝廉、秀才等科；在为官方面，以儒术为利禄之途，学儒术者可为官。所以自汉武帝到西汉末经学达到了空前盛世，经学大师多达千余人，经书解说多达百余万字。 汉代学校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官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种，中央官学称为太学，太学教官为五经博士，并要求五经博士专长一门经学；太学的教学内容方面，学生需学习的专业学科是博士们所担任的今文经学，有时也加入短期的古文经学学习。除了专经外，学生还有公共必修科目，如《论语》、《孝经》等。 汉代时期，私学也达到了繁盛时期，私学的学习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学业的精进；另一方面对于无法考入官学的学生来说，有利于以后的生活出路。私学分为著录弟子和登门授教两种教学方式，著录弟子即只挂名而不需亲身授业的方式，登门授教即亲身授受并采取高业弟子转相传授的方式。私学以古文经学的传授为主，注重名物训诂。汉代私学教学的小学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蒙学，一般称“书馆”，教师称“书师”，学生学习的是子书，目的在识字。第二段学习《论语》、《孝经》，接受封建的道德教育。[2] 四、两汉经学教育对后世的影响 1.两汉经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逐渐衰落以后，直至清代中叶和末叶又复活起来，清末的维新派就是利用属于今文经学的“公羊学”理论作为变法的章本的。古文经学自东汉以后逐渐发展，日益兴盛起来。今文经学之传于后世的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其他的已失传。从魏晋六朝至隋唐的儒学都是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的，古文经学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 2.经学教育形成优良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顾炎武说，汉儒有“疑经而不敢强通”的精神，这是汉儒优良学风的起点。在严守师法、家法的要求中，需要讲求各家的本源并防止假冒、错误，因而养成了“明本源、防伪冒”的学风。在学术上注重是非，在讨论经义时，许多学者都本着这种精神进行辩论，即使是在有权势的人面前也不肯让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重是非，不畏权势”的学风。这在今天看来，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今天的学术研究很多只是重视权威，一切都跟“名家”走，人云亦云的现象颇为严重，很多学者面对所谓的“权威”根本就没有站出来说话的勇气。这就要求我们重翻历史、再学历史，学习历史中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经验，重树我们的学风、教风和研究之风。 3.两汉经学教育使得学生拥有知识，具有独立反抗意识，开始参加政治活动。 我国历史上的大学学生的政治运动，是从汉代的太学开始的。历史上太学生干涉政治最早的记录就是太学学生王咸领导上千名学生营救鲍宣的事情。由于当时的鲍宣是大儒，为人耿直，敢于揭露当时外戚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