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荣 贺龙尽在他笔下.docVIP

刘秉荣 贺龙尽在他笔下我与刘秉荣相识于1980年。1980年6月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成立时，他由北京军区宣传部调到了编写组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真诚坦荡。1983年，他创作出版了长篇评书《菜刀记》，这是写我父亲早期革命的作品，书出版和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反响很大。此后，他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崇敬之情，积极写作，先后出版了多部反映我父亲革命生涯的长篇著作，计有《菜刀记》、《反南昌》、《贺龙演义》、《福将贺龙》、《洪湖血浪》、《神龙元帅》(上下卷)、《喋血洪湖》、《贺龙大传》(3卷)、《洪湖曲》、《贺龙姐弟》、《贺龙传奇》、《贺龙元帅》、《建国后的贺龙》、《贺龙全传》(4卷)。其中《洪湖曲》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经单田芳先生录制成长篇评书后，先后在全国800家广播电台播放，收听者家喻户晓，反响强烈。并获得了全国长书金奖。 从1980年至今，刘秉荣潜心研究我父亲的业绩30年，他已成为目前国内外最著名的研究我父亲的专家。 作为一个军旅作家的刘秉荣，他的勤奋和多产在全军是出了名的。从1980年以来，即“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不辞辛苦地收集有关军史、党史方面的史料，实地采访。经中央军委领导批准，他先后到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以及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常常是一壶水、一个面包，一坐就是一整天。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时，中午没处休息，只好坐在柿子树下，靠着柿子树打个盹儿，蚂蚁都钻到他衣服内。在四川省档案馆查档案时，曾骑车到100多里外的一座山里的库房里查尘封资料，他和看库的老头儿一起睡地铺，喝红薯粥。没有复印机，只好手抄。辛苦之极，使人难以想象。 凭着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刘秉荣采访了众多的我军高级将领，也采访了众多的国民党内著名人物，还采访了诸如袍哥头目等社会人物。他为了采访一位当年的袍哥大头目，骑车在成都大街小巷寻找，几乎找了半个成都城才找到。他采访了我父亲早年在川军部队时的一位姓邱的参谋长，当时这人已95岁，在他采访后不久老人即离世了。如今，他当年采访的人早已作古，因而，他的采访笔记就成为珍贵的史料了。 为了创作，刘秉荣走遍了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千方百计掌握第一手资料。红军当年战斗的地方都山高路险，人迹难到，川东一带就素有“养儿不用娇，酉秀黔彭走一遭”之说，而这里恰又是当年红军活动最多的地方，他不顾道路艰险，多次到这一带采访。1980年12月23日，他在彭水采访时，他所乘坐的吉普车与公交客车相撞，大客车跌入千米深渊，他幸免于难。这些艰难的采访，更使他感到当年红军创业之艰。 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创作，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他对作品反复修改，力求故事生动、史实准确。他说，小说是作者生活积累的结果，写文学史传是作者辛劳采访的结果。作者若要给后人留下真实的文学史传，就必须进行深入的采访，要做到亲自查(资料)，亲耳听，亲眼见，靠捕风捉影、“拿来主义”是不行的。他尤其反对那些把别人辛苦采访的成果无偿拿过来，加上一些文学语言，巧妙的演变成书，再动用媒体拼命吹捧，蒙哄不明真相的读者，最后俨然以“大师”自居，他认为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因为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中还没有对史料使用是否侵权的认定，因而使这些“文抄手”钻了空子，他们用剪刀加糨糊加电脑就制作了所谓的精品，他对这样的行为深恶痛绝。 有如此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有“拼命三郎”般的吃苦精神，多年来，他先后又出版了有关红军史的著作《中共领袖蒙难记》、《西路军魂》、《红海忠魂》(上下卷)、《魂飘重霄九》(上下卷)、《红一方面军纪实》(4卷)、《红二方面军纪实》(3卷)、《红四方面军纪实》(2卷)、《中央红军长征实录》、《红二方面军长征实录》、《彭德怀传奇》、《朱良才传略》、《朱声达将军传》、《中国工农红军全传》(8卷)。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全传》经总政批准、军科专家审定出版，为红军创建以来国内外唯一的一部文学史传，填补了红军文学史传长卷的空白。出版后，各方反响强烈，西单图书大厦视为精品，多家书店均一售而空。在这部鸿篇巨制中，写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贺龙、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几乎所有的中共领袖的曲折经历，写了中国工农红军10年艰苦斗争的历程。写了南昌暴动、湘南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平江起义、洪湖暴动、黄麻暴动、苏区肃反、反五次“围剿”、万里长征等重大事件和战斗历程。书中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生动。刘秉荣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是革命精神，可以说红军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红军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创造奇迹，是他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了首位，正是这种纯高的思想和信念力量，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跨越了种种艰难险阻，表现出无私无畏、百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