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早期俄国来华使团及其中国观的探讨.docVIP

　　有关早期俄国来华使团及其中国观的探讨----国际关系论文 --绪论 中俄两国的正式交往自1618年彼特林使团来华，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早在清朝康熙年间的1689年，中俄两国就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也是中俄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一直到1858年中俄签订《缓挥条约》前的这170年间，两国关系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两国间的经贸以及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现实的中俄关系是历史的中俄关系的延续和发展。鉴往知来，只有研究中俄关系的过去，才能了解中俄关系的今天，把握中俄关系的未来。然而17世纪中俄早期交往，特别是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中俄双方在互相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是怎么开展起来的，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本文试对早期俄国来华使团报告和使团成员游记、笔记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论述早期俄国来华使节的中国观，并且通过对早期俄国来华使节所处时代背景的研究，包括欧洲早期中国观对俄国人的影响和中俄两国初识的历史背景，分析早期俄国使节中国观的特点与产生的影响，探求早期俄国中国观与其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西方的早期中国形象 欧洲与中国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他们之间隔着绵延无尽的沙漠和崇山峻岭，在文明形态上也有着极大的反差。而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的碰撞与交融是人类文明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代连接起欧亚大陆两端的只能是那些欧亚腹地的游牧民族，西方关于中国的最早认识大多是代代相传的口头传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时期，此后一直到公元13世纪罗马人的东征和后来蒙古人的西进。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西欧从对中国最初的模糊认识到与其直接接触，欧洲人关于东方的认识开始从神话走向现实。明朝取代元朝的统治以后，元朝时期所形成的中西交通曾一度中断，直到16世纪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殖民者开辟了从欧洲到达中国的海路，欧洲传教士才纷纷东来。这一时期的传教士的主要工作是传教，对中国的研究则更多的是为传教服务，但是这无心插柳的结果对后世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传教的影响〔‘]，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也直接影响到了西欧18世纪的“中国热”。 第一节早期欧洲有关中国的传说 对古代西方人来说，中国这个地处极东的神秘国度，只是一个朦胧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视角，他们给予了中国不同的称谓。如果将中国看做“横穿亚洲大陆北方陆上通道的终点”，就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如果视为亚洲半岛南部海路的终点，则称为‘。秦，，、“秦奈”、“支那”(Sina，Chin，Sinae，China)。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yYule)认为:Seres、Serica，出于希腊罗马称中国增绢的Sericon、Sericurn，又由阿尔泰语讹传。中国的丝绢，早为西方欧洲社会所喜爱，自古中亚商人输往西方，为希腊罗马士女所珍爱，以至因增绢而称呼其产地。sin、Sinai系统的字，起源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帝国名称，后百余年随汉武帝远征匈奴而传至边远之地。亨利·玉尔认为，Seres名称的起源，仅能上溯到公元前221年，但增绢贸易的存在则可上溯到远古。[2]最早提到中国的西方典籍，大概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一-前432年)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一书，但书中的只言片语只能隐约勾勒出中国的外貌。约公元前400年时(周安王时代)，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有一段关于“塞里斯人”的记述。〔’]英国著名学者亨利·玉尔(HenryYule)在《cathayandthearcoPolo，1254ee一1323)，他们留下的报告和游记对欧洲认识中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柏郎嘉宾时代欧洲人还没有中国的概念，那时他们所知道的“契丹，，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中国。《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关于中国中原地区情况的记载是在第五章介绍帝国兴起的历史时，提到“大契丹”并涉及到了反对女真或金帝国的斗争。柏朗嘉宾对契丹人所作的描述在欧洲人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不仅是第一个介绍了中国语言和文献的人，而且也首次对汉人的形体作了相当清楚的描述。 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中最有成就的当属利玛窦，利玛窦是当时向欧洲知识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他最早明确指出中国就是以前欧洲文献中所提到的“契丹”。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思想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为西文，翻译了不下十本的中国传统经典著作，甚至包括《洗冤录》这样的专业法医著作。他的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被公认为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16、17世纪的中国，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物产、技术、技艺、科学、政府、习俗、礼节、宗教以及当时的 --种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