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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探究----民主制度论文 --有关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探究 摘　要:梳理西方法哲学流派中自然法学派、规范分析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和后现代法学思潮有关“和谐”这一基础法观念的知识,可以提炼出理性和谐、规范和谐、利益和谐与二元和谐四大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中国法理学要回应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就必须在总结、借鉴西方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有关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 关键词:理性和谐 规范和谐 利益和谐 二元和谐 或许在法理学者的眼中看来,西方法治最大的贡献倒不在于它曾向世界奉献了《拿破仑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这样的样板法典。法律说到底只是调控生活的一种规则,如果存在一套可辨识并具有稳定预期的行为规范体系且能够在功能上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话,至于这套规范体系叫什么名字,是否一定要称之为“法律”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通行的那套融礼俗、乡规民约、习惯、官府号令、国家法律于一体的“礼法”制度较之西方的“法治”传统丝毫没有逊色之处,事实上它的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空间内有效维持了中华帝国的秩序需求,因而具有某种无可替代的语境合理性。倒是西方法治模式下,精诚团结的法律人共同体、法学家的知识优位以及各派自成体系、谲深复杂的法学理论流派三位一体的特有结合才是西方法治传统渊远流长又能生生不息的最大奥秘。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技艺一方面造就行业垄断,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区隔流变不定的社会舆情,有利于法律的自治;同时体系化的、极具逻辑呈递性的学说流派又使得西方法治保持了一种稳固的知识传统和历史记忆,即便经历大的社会变迁也可以迅速进行传统修复,于是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西方著名的“3R”运动之一便是罗马法的复兴。今天我们要勾勒“和谐法治”的理想图景,必要的一步就是潜沉到西方法理学的学术理路中,看看是否存在相应的理论坐标进行参照比对。参照,不是为了给西方理论提供一个证成或证伪的注脚,而是理论上必要的严谨与审慎。 一、理性和谐 作为西方法学流派中历史最为久远、影响范围最大、代表性人物最多的一个学派,自然法学派最早可溯源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对于自然法,该学派主张在现实的法律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法律,它是自然的法律,也是人之理性所揭示的法律,现实的法律必须以它为依归才可能获得其确切性。美国宪法学家考文在论述美国宪法的渊源时曾评价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学说:“斯多葛主义所强调的自然法概念是一种道德秩序的概念,人们通过上命赐予的理性能力与诸神一道,直接参与这种秩序。自然、人性和理性是一回事。”[1]自然法的思想雏形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得到系统表述,“自然法并不是人心制定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各民族制定出来的一种任意的规定,而是那个支配宇宙的永恒理性的印记……真实、原始、首要的法无非就是伟大的天神用来支配一切的理性”[2]。 由此看来,早期的自然法思想将自然法的本质等同于“理性”,自然状态即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但已为自私所破坏,故而应当恢复自然状态,按照理性去生活。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于此。片断化的思考一旦凝练为思想理论就具有了自我调适的生命力,自然法思想通过了肇始阶段真理市场的检验从而确立了自身的理论品质,以后即便在以神压俗的中世纪也能以一种巧妙迂回的方式进行自我保存。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经院哲学和神权政治学说的主要代表者托马斯·阿奎那也必须在其著作中给自然法留下一席之地[3]。真正为自然法学说在思想史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派。和早期自然法诉诸“神的理性”不同,古典自然法以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为基础,尝试用“人的理性”来观察政治法律问题,其理论基础包括“三个自然”的理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及分权和制衡理论[4]。自然状态是社会契约的逻辑起点,但这样的自然状态充满了歧见和战争,“人对人是狼”,大家都陷入一种最可怖的“暴死”恐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5];即便是洛克和卢梭所理解的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6];但这样的自然状态依然充斥着不和谐的景象:缺少确定众知的法律,没有公正的裁判者,缺乏执行判决的正式权威[7]。 人们所以要出让自由订立社会契约,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一盘散沙的空洞与虚无,组建政治共同体,创设人民主权的政治权威,以整体和谐来克服碎片化的无序状态,而达致此一理想的切实途径便是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权力制衡的理论及其制度实践是人类理性的伟大设计———立法权彰显民主权威,代表的是大众意见,由多数说了算;司法把持技艺理性,昭示着审慎与均衡,因此要求法官独立;行政握有执行的强力,追求效率,讲求领导权威,但必须受控于立法的财权控制和司法的判决约束———这是人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