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感知与其反生产行为的关系研究.docVIP

　　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感知与其反生产行为的关系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力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雅妮，2007）。近几年，我国进入了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即80 年代之后出生、16 周岁以上、大专学历以下的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户籍人口，成为了该群体的主体，并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郑慧娟，2011）。2013 年，我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了 2.69 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总量的 70%以上。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希望能够融进城市、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杨志明，2014）。因此，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自身的综合素质上来讲，年轻而又富有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了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城市就业弱势群体的地位。他们大多集中在工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技术含量低、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的行业（郑慧娟，2011）。他们不仅要面对工资待遇差、拖欠工资、与城市正规产业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劳、同工不同权”的劳动力市场歧视，而且还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政策和福利，没有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权利与保障，在城市中没有话语权，属于“失语”群体（包丽颖，2011）。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了一个“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群体，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但是由于制度性障碍又难于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享受不到城市待遇和福利，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成了社会的“边缘人”（张青龙，2011）。 相对于老一代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维权意识比较强烈，不仅要求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平等权利，而且对遭受到的歧视比较敏感（吴漾，2009）。当他们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产生心理上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这种歧视感知在个人层面会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增加不满意感；在组织层面则会降低他们对组织的信赖，这将进一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来平衡这种被歧视感（朱建中，2007）。压力-满意度模型又指出，不同控制点的个体对歧视感知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权变作用（Sullivn Bhagah,1992），偏内控的人即使感知到工作中的歧视现象，也多从自身找原因，不大可能会因此而迁怒于工作，产生不满意感；偏外控的人则与此相反。然而，在不同的群体中，控制点的影响作用大小可能会出现波动。因此，本文欲揭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控制点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验证歧视感知对反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 现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发现员工的歧视感知会对其反生产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Dalal,2005;Bechtoldt et al.,2007），即员工的歧视感知越强烈，他们做出反生产行为的可能性和频次就越高；反之亦然。但是，目前鲜有学者研究探讨歧视感知与反生产行为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关系如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回顾反生产行为的内涵、产生的原因以及歧视感知的含义、所引起的后果，从理论上阐述二者的关联，然后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二者的直接关系，为二者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 （2）揭示了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在歧视感知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双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歧视感知是一种可以影响员工态度与行为的重要压力源（Dion,Dion Pak,1992;Jasinskaja-Lahti,Liebkind Vasala,2002）。在个人层面，歧视感知会显著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Sanchez Brock,1996），为了发泄这种不满情绪，员工会做出更多的反生产行为（Sanchez Brock,1996）。但在组织层面，歧视感知会对员工的组织承诺产生显著地负向影响（EllenAet al.,2001），一旦员工对组织失去信心，他们就会做出反生产行为的可能性和频次都会增多（Meyer Stanley,2002）。但是当前的实证研究很少涉及对这两条路径的探讨与检验，因此，本文在明确歧视感知与反生产行为关系的基础上，从个人和组织层面出发，分别揭示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诺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深化对二者关系的解释与认知。 （3）实证检验控制点对歧视感知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的影响 面对工作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不同的个体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在自身找原因，努力做得更好，有些人则会把这些归因于外部因素，一味的抱怨。人格倾向通常被认为是歧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