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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电影 　　[摘要]20世纪60年代前是中国文学电影化改编的起步阶段，改编者们在改编方法上做出了种种尝试和努力，呈现出不同的改编内容和特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文学作品的电影化改编以通俗文学为范本，左翼文学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后，成为电影改编的新生力量。1949―1966年，文学电影化改编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现实生活题材作品，改编的特点是受政治影响较大、力求忠实于原著和凸显民族风格。 　　[关键词]中国文学；电影改编；内容；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图像时代”的到来，文学正在经历由单一的文字构成的纸质传播媒介到综合文字、声音和图像的电子传播媒介的转换。本文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及1949―1966年“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的电影改编情况进行梳理，以期总结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脉络和特点。 　　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文学的电影改编情况1895年12月28日，法国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自己拍摄的胶片，这一天被公认为世界电影发明日。电影诞生后很快便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壮大。 　　（一）通俗文学：早期中国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范本――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文学作品改编情况 　　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正处于艰难拓荒的初创期，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改编便可追溯至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续篇》中曾经描绘过初创期的电影制作：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所谓的电影剧本，更没有导演和编剧。但一部电影总要有一个故事，于是便杜撰出古老的传说，或者在旧小说中发掘。[1]可见，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通俗小说是中国第一批被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其中，“触电”最早的文学作品便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比较著名的影片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包天笑的《空谷兰》等，都是默片电影时代改编较为成功的电影作品。有人评价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张石川是个“老牌的鸳鸯蝴蝶派”[2]。据统计，1921年至1931年十年间拍摄的650余部故事片中，“鸳鸯蝴蝶派”作家参与了绝大多数影片的制作，且这些故事片多改编自鸳鸯蝴蝶派小说。[3] 　　除鸳鸯蝴蝶派小说之外，另一类受到电影公司青睐改编的文学作品是神怪武侠片。代表作品是1928年根据向恺然所著的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的影片《火烧红莲寺》，上映后引发了轰动，一直连续拍摄了18集，使得拍摄此部电影的明星公司一举扭亏为盈。[4]《火烧红莲寺》创造的巨大经济收益引发其他电影公司纷纷效仿，在当时的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争拍神怪武侠片的商业化浪潮。 　　由此可见，包含鸳鸯蝴蝶派作品、武侠神怪小说等在内的通俗文学作品是20世纪20年代电影作品改编的主要内容，中国第一代电影人通过把市民喜闻乐见的畅销小说拍摄成为电影，进行了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作品的最初尝试。在中国电影发展的萌芽期既没有专职从事创作的编剧，又没有专门为电影所创作的剧本的条件下，这种改编更多的是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以盈利为目的进行选择的商业投机行为。虽然这一时期优秀的改编作品凤毛麟角，但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所做的尝试体现了探求新知的冲动，也为后来文学作品到电影作品的改编奠定了初步基础。可以说，在30年代之前，在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传统文化，体现的是城市市民阶层的世俗化意识形态。电影的改编以鸳鸯蝴蝶派作品、武侠神怪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作为脚本，与新文学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在这一时期改编的电影作品里，难以觅到新文化的气息。这种情况直到30年代才出现改观。 　　（二）左翼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新生力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改编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袭击上海。一系列战事导致民众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觉醒，民众对电影的审美需求开始从爱恨情仇、武侠神怪转移到抗战爱国上来。面对这种变化，郑正秋曾经感慨道：“横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越走越光明的生路，一条是越走越狭窄的死路。走生路是向时代前进的，走死路是背时代后退的。”[5] 　　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背景下，“左翼”电影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在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实现彻底转向，获得了新生。由新文学中的左翼作品改编而来的左翼电影，为当时的影坛注入了新鲜空气。1933年，茅盾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春蚕》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赵家璧从文艺史发展的角度对此进行评论，认为《春蚕》的演出是值得歌颂的，因为它是第一部新文艺小说被移入了电影的镜头。[6] 　　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巴金的小说《家》《春》《秋》，鲁迅的小说《祝福》等，都在这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