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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 　　摘 要: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必然性,文学语言的开放性和文学文本中包含的不同文化元素是原因之一。同时,译者自身的文学素养、主观精神世界和译语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要素。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表明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个体。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创造性叛逆 译者主体性 　　 　　一、前言 　　 　　上世纪中期以前,不论在翻译实践活动还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人们都特别关注“忠实”这一概念。原作者和原文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译者一直沦落为“仆人”。同时,人们习惯于从语言层面寻找翻译原则和技巧,以指导翻译实践,对译文质量作出优劣判断。随着解构主义浪潮的到来和“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人们开始反思,将视线延伸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也向发散式的方向发展。翻译实践被宽泛到由原文、作者、源语文化、译者、译语文化、译语读者等因素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自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1923)一文被重新发掘以来,这个翻译生态环境中一向被人们冷落和约束的译者受到空前关注和解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进而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二、文学作品的开放性 　　 　　勒内?韦勒克(2005:18)曾总结说,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客体,而是不同层次的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文学作品还蕴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从而导致整部作品在不同读者面前展开不同的画面。 　　文学作品因其包含的信息多样性和特定美学功效体现出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效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正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义所在”(董明,2006:63)。首先,多义性是语言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如“head”一词在英语中既可以指“头”,也可以指“首脑”,还可以表示“带领”。再加之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形势和习俗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文本的意义也因此变得隐晦多元。文学作品自成功之时起便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性结构,存在多种审美可能性。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心的一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开放性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小说中的文字不再是单纯的死气沉沉的符号,它们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让人物更加形象生动。名字“阿Q”不再只是仅有指代功能的符号,而是能反映人物特点和背景等的混合物,大写的“Q”能让人一下就联想到主人公留着的长辫子。“阿Q”也已经是“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甚至让读者似乎都看到自己若隐若现的变成了阿Q。连鲁迅本人也没有料到,自阿Q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首次现身以来,许多读者都关注着他,其中有些人竟认为小说里所写阿Q就是指他(陈漱渝,1999:37)。 　　 　　三、“创造性叛逆”与译者的主体性 　　 　　文学作品的开放式结构导致了文学翻译的不确定性。每一部原作都带有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的印记,译者将另一民族的生活场景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译介给译文读者,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这才是翻译的根本目的。①于是,“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皮卡(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②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分为三种: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在翻译研究中,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而叛逆性则反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会受到他自身的文学素养、认知语境、世界观、目的语的意识形态、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异同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论是翻译不同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译者都不可能穷尽作者的意图和作品本身的所有内涵。另一方面,面对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译者偏向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叛逆。在这个过程中,原作进入了原作者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原作者赋予原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由此我们发现,“创造性叛逆”离不开“主观”二字。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得到认可。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和张扬翻译主体性。巴斯内特、勒菲弗尔、赫曼斯提出了译者身后的译语历史、社会和文化对原文的“操纵”和“改写”。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中弱势文化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