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朋党之争看北宋秘书机构与中央集权的关系.docVIP

从朋党之争看北宋秘书机构与中央集权的关系 　　摘要：宋初为强化中央集权，采取大量措施增设官职，使行政机构庞杂。宋神宗期间支持王安石变法，但从此开始北宋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宋代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为朋党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朋党的形成与宋代重文轻武、科举制度尤其与秘书机构设置也有很大的关系。尽管朋党之争现象在宋始终存在，但宋代的皇权始终强势，士大夫集团对中央集权始终是有向心力的。 　　关键宇：朋党　秘书机构　中央集权 　　 　　宋统治者为了不使赵宋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在立国伊始就采取大量措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但这些措施最终走向了统治者意图的反面：扼止农民起义、防范武将割据的措施导致了军队数庞大，战斗力低下；同时为强化集权统治、宋王朝不断扩大统治基础，又导致了官僚机构的臃肿庞大，床上架床，最终导致了“三冗”(冗兵、冗员、冗费)、“积贫”、“积弱”的混乱局面。 　　 　　一、从熙宁变法到元?v党争――朋党的形成 　　 　　宋神宗即位时血气方刚，力求实现国富兵强。在熙宁年间，任王安石为相，锐意改革，在经济、军事、政治、科举制度等方面多有大刀阔斧的作为。这场“熙宁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初“三冗”的混乱政局。在变法过程中却也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欧阳修、韩琦、司马光、文彦博等朝中重臣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纷纷离去。变法派及反变法派的纷争逐步变成了两派之间的权利之争，从而加剧了宋政局的混乱。王安石两度辞相之后，宋神宗继续推行新法，并将注意力集中到改革宋代官制上，史称“元丰改制”。宋神宗整顿与合并机构，并制定合适的机构编制，使官称与职权名实相符。这次官制改革不仅改变了宋初以来中央官僚体制的混乱状况，也奠定了北宋后期以及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六部及寺、监制度的重建一直沿袭至清末。宋神宗去世后，哲宗即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尽废新法。在新法被废的过程中，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变法派的旧党斗争异常激烈，而后“旧党”内部又按籍贯一分为三：以程颐为首为皇帝讲经书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门下侍郎刘挚为首的“朔党”交相纷争，满朝文武多陷其中，史称“元?v党争”。 　　不难看出，无论是宋初太祖以来的增设机构和宋神宗“元丰改制”的裁并机构、重定编制，都是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措施。但重视文人的北宋王朝却又出现了历来最为严重的文人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时的庆历党议开始到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不同政见最终导致了“元?v党争”，之后更有蔡京专权时期的混乱党争。 　　宋初阶级矛盾尖锐的混乱朝政下，满足了党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高度集权的统治日渐腐败所造成的环境和气氛构成朋党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完全是宋代科举和恩荫直接提供。朋党之争的内容。即上所述及的严酷社会现实。其实北宋统治者对于朋党之争是有防范和惩戒措施的，明令禁止朋党在有关的史籍中屡见不鲜。虽然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但并没有能消除统治集团以新的形式形成朋党之争，相反促成了朋党倾轧。不少官僚士大夫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专制独裁。常以指斥朋党、揭露和攻击朋党作为效忠皇权的最佳表达方式。动辄就利用“朋党”二字来攻击他人，名副其实的结党营私者固然是被当作朋党受到弹劾，但有些试图有作为的志同道合者亦常被冠以“朋党”之名也遭到打击。宋代政治舞台上之所以出现如此猖獗的朋党之争，与其科举制度以及秘书机构设置有着很大的关联。 　　 　　二、秘书机构人员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 　　 　　我们以一张图来分析宋代政策决策的过程： 　　 　　前面已经述及朋党之争形成的客观原因是宋代重视文人而定的相关科举、恩荫制度。宋初统治者“重文轻武”，非常重视文人，竭力扩大仕途，网罗拥护赵宋王朝的“贤才”，荫补之制就始于太祖。这种所谓“任子之法”，即“一人人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耆并可及于门客、医生，可谓谧矣。”入仕的荫补制度照顾了官吏的子孙，这些政策对巩固阶级队伍有一定促进作用，但科举产生的大量人才如何分配成为了一个问题，这就客观上促成了宋代庞杂的机构形成，宋代纷繁的官职设置又同时要求大量人员。这又促使科举不断扩大范围，网罗人才，冗官现象就此产生。在官吏录用到晋升的过程中，考官与考生在科举考试前后的密切接触，以“人事关系”为中心的选官制度自然促成了关系网的形成，在这种关系网的背景里，代表着政治观、政治意识的政治文化以及舆论等利害关系互相纠缠，从而形成朋党。朋党通过介入政治实行具体的政治行动。那么朋党如何介入政治行动呢?这与北宋的秘书机构设置有很大关系。 　　宋代政治是以皇帝为中心，下设以宰执为中心的行政部门和以政事评论为职务的台谏、侍从构成的言路官这两个机构来运作的。行政部门为了使政策贯彻下去，必须通过中书省、枢密院、门下省、尚书省以及各言路官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