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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制造业成本大PK《财经》记者周哲/文“我们在大连举行了三场座谈会，有一场基本上是诉苦会，一位女企业家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就是因为税负非常重，哭得我们大家心里也很难受。这种感受可能只在文革忆苦会上有过，后来一直没有。”11月3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成果发布会上，课题组组长李炜光说起了去大连调研民企税负时令他感伤的一幕.同样感慨的课题组成员踪家峰说，“她哭的时候外面突然下雪了，那是大连去年的第一场雪。”制造业企业负担问题在2016年底、2017年初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至今未休，企业税负问题是其中焦点。争论源于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比较了中美的制造成本，他指出“中国税负全球最高”；之后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批评中国征税过重，百分之三四十的宏观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并提出了“死亡税率”一说；接着国税总局在12月底接连转载多篇反驳文章，认为“死亡税率”误导了公众。制造业企业负担过重，尤其是税负过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引爆成为一个社会焦点话题，甚至引来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关切。李克强在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回应称，“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之后，他又在1月13日座谈会上，特意问到了3位受邀的企业家关于“企业税费负担”的问题，并明确表示，今年国务院将专门对此开展督查。虽然舆论争论多集中在税负上，但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提醒记者，不要局限于税负高低的讨论中，毕竟2016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定调“降低宏观税负”了，减税降费已是确定的方向，更应该做的，是对中外制造业成本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对特朗普上台后可能采取的减税措施做出全面估计，对国内外的各项成本知己知彼，了解中国真实的制造业成本是否过高，高在何处，才是准确把脉下一步降成本的关键。死亡税率是真是假中国的税负和其他国家相比，真的更重么？“死亡税率”到底是不是真的？双方究竟在争论什么？回顾这场争论的源头，是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美各项制造成本做了一下对比。他提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中国电价是美国的2倍，天然气是美国的5倍，运费也比美国高；仅在劳动力方面，中国仍然具有优势，美国蓝领工人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人是中国的2倍多。李炜光则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企业税负总体上在30%至40%之间，这样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之后他对《财经》记者澄清，他的数字来源是中金公司的报告，并给记者发来了具体的数字图表（见图1）。图一：中金公司公布的中美税负比较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CEIC备注：美国包括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总收入；中国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2月底，国税总局转载了多篇反驳文章，指出“死亡税率”之说有偏颇之处，认为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其中国税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的文章提到，宏观税负没有统一的口径，通常有大、中、小三个口径，且无论用哪个口径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都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大口径，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至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42.8%和33.4%）；中口径，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至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23.4%，低于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35.5%）；小口径，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低于2013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25.9%和20.4%）。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宏观税负高不高。记者发现，中金公司和李万甫给出的数据存在冲突。中金公司公布的中国的税负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经济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基本等同于李万甫所称的“大口径”，但两个“大口径”计算的结果很不一样。中金公司公布的2011至2015年“大口径”宏观税负是35%至37%之间，李万甫文中2012至2015年“大口径”宏观税负则是接近30%。为了验证哪一方的说法是正确的，记者根据Wind资讯，将政府四本帐全部收入相加，与GDP相除，得出2012年至2015年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分别是34.73%、36.82%、36.79%、35.34%。相比之下，计算的结果更接近中金的数字（见图一）。不同的统计口径会导致不同的宏观税负，数字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税政司前司长刘克崮用更加形象的方式，向《财经》记者展现了政府内部使用的各种宏观口径（见图2）。图二：各种宏观税负口径示意图。数据来源：记者根据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