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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变通之法（代序） 　　按语：本期《艺术百家》约请专家深入讨论了读者普遍关心的西方文论诸问题，话题涉及研究文论的必要性、它的跨学科难度、及其应用与创新的关系问题。访谈中的王指王松林，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英美文学在读博士，英国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赵指本书作者赵一凡先生。2006年4月赵先生途经南昌讲学，与王松林教授作随意谈。赵一凡先生肯定了20年来治理西方文论的成绩，也指出了国内学科专业的严重局限。赵一凡先生称：我国人文学术的创新发展，离不开西方文论研究，特别是它的跨学科视野、比较方法、批判精神。访谈内容由王教授录音整理，经赵先生修订，保留了对话时的风格。 　　 　　王：赵老师，《外国文学》连载您的《现象学轶闻》，许多师生都在读。我读到第三篇，渐渐若有所悟。我想问：你从哲学开始，慢慢进入语言和艺术，这是怎样一种思路？ 　　赵：这组文章讲述西方文论在20世纪初的痛苦萌发，主要线索是胡塞尔发起的西洋哲学改造失败，他的弟子海德格尔被迫转向语言艺术，最后选择诗思方向，作战略突围。 　　王：原是一段动态学术史！难怪我感觉其中有一股东奔西突的思想潮流。 　　赵：对喽。我是想借现象学，重温钱钟书有关做学问的两个道理。第一是变，即天下学问，时刻在变。一旦你把学问固定下来，看它是铁饭碗，那么无论多了不起的学问，很快就完了。对此钱先生有言在先：“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总体上都垮塌了。然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可资利用。” 　　王：听起来，这好像是对德国现象学运动的总结。 　　赵：岂止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每一路西方文论都在说明变的道理，或提出应变方案。变通变通，唯变是通。第二条便是通与不通。天下学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假如你对自己的专业顶礼膜拜，把它仅仅看成是一门英语，或是什么世代不变的伟大传统，那你可就画地为牢了。为了打破专业观念，钱先生早已指明：“人文学科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不同学科”。他还告诫我们：“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酷局限，我们只能把专科学问分得愈来愈细。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之事，在客观上却是不得已”。 　　王：钱先生说的可是大实话呀！他的这番话让我陡然明白，为什么我越是读书越有一种紧迫感，感觉总是被逼着，要去读以往不曾读的书。 　　赵：心存此念便好。回想钱先生，他是外语科班出身，可他明白专业局限。所以他一生提倡觑巧通变、打通齐观。我们知道：专业切割造成了种种不通，这是普遍现象。而我们渴望的“通”，更是一大国际难题。从现象学开始，西方学界百年离乱、备受其苦。我们研究文论，就是要研究洋人的不通之苦、贯通之喜、及其各式转圜之法。 　　王：人们都说，20世纪是批评世纪，也是一个知识交叉的世纪。现在西方文论突破了文学范畴，涵盖广泛，内容庞杂。这给我们提出了巨大挑战。据我所知，你在多种场合提倡跨学科。但就西方文论而言，跨越比较仍是一桩十分艰难的事。 　　赵：是的。西方文论受诸多思潮影响，比如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既有冲突隔阂，也有渗透交叉。所以要辨明文论走向、梳理内在逻辑，委实大难。因为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从文学向其它学科的跨越与打通。 　　王：但我知道，跨学科比较研究在我国传统深厚，钱钟书就是典范。 　　赵：此事当从1925年讲起。那一年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开创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准确说，是吴宓先生从哈佛大学白璧德处，带回了语言文化比较方法。此法到了钱钟书手中，实现了现代化与本土化。我知道三句格言，分别出自陈寅恪、吴宓、钱钟书。陈先生说文言：“中体西用资循诱”。这话说得老派，意思是以中国文化为本，吸纳外国新知。吴先生半文半白，说是“择善而从，比较出新”。他是说，我们中国知识传统啊，非常博大，并不因洋人一时强盛，我们就心浮气躁。钱钟书则以一句白话，概括了清华治学原则，进而提出我国人文学术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打通”。他的打通包括三层含义：即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人文各学科。 　　王：难怪你在《现象学轶闻》中反复提到钱钟书，还把他当作我们研究现象学的经典示范。原来我们跟你读现象学、你却踩着钱先生的路子走。 　　赵：我怕一个人讲不清，所以把钱先生请到文章里，让他领着我们上Seminar。这五节研讨课的目的，是想告诉同学：我们人文各学科的学术方向，仍是“打通”二字。这是中国学人世代相传、不可推诿的使命。 　　王：我明白。可我的苦恼是：国内批评话语越来越西方化，而在嫁接、运用、创新方面，我们又明显不及前人。老一辈能把西方新知消化了，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现在许多批评话语，简直是硬译洋文，不知所云。所以有人呼吁本土化。你觉得怎样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