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吕氏乡约》的和谐思想.docVIP

PAGE  PAGE 7 简论《吕氏乡约》的和谐思想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由张载弟子吕大钧(1031―1082)于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编订。该《乡约》通过制定一些规则以完成当时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的有序化、和谐化建构。以下仅就《乡约》所体现的和谐思想及其意义加以阐述。 　　 　　一、《吕氏乡约》和谐思想的渊源 　　 　　作为较早向张载“执弟子礼”的门人，吕大钧在关中守张载之学，将张载重礼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故后世多认为：“大钧从张载学，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后乃行于冠婚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宋史?吕大钧传》)“横渠之教，以礼为先，先生条为乡约。”(《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吕大钧编订的《吕氏乡约》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和谐思想。略而论之，约有四焉： 　　其一，宗法思想。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宋代士大夫的追求。在张载那里，表现得尤为强烈，如“为万世开太平”等。在熙丰变法的背景下，张载因倡导社会的渐变，坚定地站在了反对者的阵营。在张载思想中，似可看到其所以倡导宗法制，正是反击或抗衡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张载主张“回复三代”，强调推行“封建”、“井田”与“宗法”。他对宗法制的强调深刻影响了吕大钧，张载的宗法思想成为吕大钧编订《乡约》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二，克己思想。《克己铭》是吕大钧现存著述中极为重要的文章。而该文所体现的思想，尽管其间存有类于二程“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思想的印痕，但从其思想旨归和总体倾向上来看，却体现了张载重视渐修和“礼化”的思想特色，与张载《东铭》“慎独”“克己”精神和反对在生活世界随性而为的思想一脉相承。 　　其三，民胞物与的思想。吕大钧《天下为一家赋》虽不可否认其受《礼记?礼运》“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思想的影响，但该文与张载《西铭》思想联系紧密。《西铭》“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将儒家传统孝道作了形上的提升，阐发了“民胞物与”的思想。而《天下为一家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盗贼可御，无间里可亲”等，何尝不是“民胞物与”的体现，这一思想也是《乡约》的重要思想来源。 　　其四，“以礼为教”思想。张载哲学注重礼在工夫论体系中的作用，以致于“学者每问，便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作为较早及门的弟子，吕大钧对于乃师此一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当更为深刻，在编订与实践《乡约》时，也延续了张载躬行礼教的思想与实践。 　　综上，从《乡约》思想渊源上来看，《东铭》当为其细目的指导思想，《西铭》树立了其理想价值目标，重视“宗法”为其实施的可能提供了重要的血缘保证，辅之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强烈问题意识和建构和谐乡村之学的现实需求，这一切促成了《吕氏乡约》的产生。而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则成为吕大钧编订《乡约》的思想基点。 　　 　　二、《吕氏乡约》和谐思想的内涵 　　 　　《吕氏乡约》主要阐发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纲领。四条纲领又分出诸多具体细目。然而，这些细目无外乎是规定处理乡党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规定乡民修身、立业、齐家应遵守的道德法则。故可以说，《乡约》乃是以四大纲领为目，建构了一个社会和谐的思想体系。 　　其一，“相与之间”：和谐的本源和根基。 　　《吕氏乡约》以实现乡村社会和谐化建构为主要目标。但如何处理好乡村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这也是《乡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乡约》中，出现频度最高的字眼为“相”，这体现了《乡约》注重处理社会中各种关系，将人约者的协调、礼化作为社会和谐有序的重要内容。如何保障社会的和谐有序?“修身立德”自然也就成为协调各方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在《乡约》中首先强调“德业相劝”。其中说：“德谓之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如此多的“能”几乎涵盖了人的所有行为，既有较为空泛的说教，也有非常具体的行动。“业”即指“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童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可知“德”和“业”尽管有重叠之处，但“业”更为具体，它要求每个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在外，都要做有益之事。更重要的是，凡是自愿加入“乡约”者，都要相互勉励，并在乡里集会之日评比先进，树立榜样，以警示鞭策落后者，进而将“德”“业”中包含的“相与”问题、人际关系协调问题明确展示。事实上，在“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方面也将协调人际关系作为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