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管子》礼学思想的几个特点.docVIP

PAGE  PAGE 4 简论《管子》礼学思想的几个特点 　　在中国文化中，“礼”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很有特色的，而“礼”又可分为礼制、礼仪、礼义三个方面。从文献上看，夏商周各有其礼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也都就“礼”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管子》一书对礼的论述在先秦时期是具有自己特色的，本文仅就《管子》中几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做一简要论述。 　　 　　一、礼的来源――“礼者谓有理” 　　 　　先秦诸子对礼的来源进行了探究，提出了不少观点，如：天生礼说，礼是天地人统一的体现，为了维持人的再生产而制定了礼，礼起于治乱，礼生于理、义，或顺民心而成礼等等(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90～96页)。 　　《管子》中认为“礼”的合理性在于“理”，也就是“道”。“道”在《管子》中具有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特征，以此来论证“礼”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心术上》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君臣上》又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从遵从天道来论述礼的来源。礼来源于理，“有理”即有序。那么，上下贵贱，等级制度也就是合理和必要的了。《乘马》说：“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民不能自理”即民无“礼”不行。所以等级制度对人们来说是“礼制立”的需要。《君臣下》强调：“君臣上下之分素，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等级制度是礼的体现。通过这种方式，充分论证了“礼”的来源和功能的合理性。 　　 　　二、礼的国家政治功能――“国有四维”、“礼有八经” 　　 　　《管子》中的礼已被提高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层面，认为礼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牧民》中指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在四维中，“礼”无疑是最根本的，强调“礼不愈节”，“故不愈节则上位安”，并由此再论述君臣的“上下之礼”。《君臣上》教导百姓要知礼。在《权修》、《立政》篇还从服制、量禄、饮食、衣服等方面规定了等级之分。我们明显感觉到，不同于儒家由个人伦理向社会伦理的修养途径，《管子》首先强调“礼”的国家政治功能。 　　《五辅》中强调“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为保证“八经”，又提出八条原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陵长，远不问亲，新不问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此处，强调以道德为标准的“礼”的社会等级秩序，很明显这种道德规范首先是政治层面的，《管子》的礼学思想的特色首先是社会性。 　　 　　三、礼的时代特征――礼法兼容 　　 　　先秦诸子对礼的论述虽然很多，可或偏重礼的政治制度层面(侧重法)，或偏重礼的伦理层面，而《管子》中的礼学有自己的特色，即礼法兼容。 　　《枢言》中说：“法出于礼，礼出于治；礼，治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礼”获得了“法”之本原的地位。而在《任法》中又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此处强调了法对礼的重要作用。在《管子》看来，礼法并行不悖，不能偏废。《心术上》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同时礼与法可以相互补充，《法法》说：“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措)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相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礼法不但可以相互补充，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法禁》说：“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可见，法可以促进礼义道德，法可以转化成习俗。同时，礼义道德又有依赖法的一面。可以看出礼法兼容是《管子》的特色，所以《五辅》有“礼有八经，法有五务”，“礼有八经”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法有五务”指“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辨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才，庶人耕农树艺”。这里，“礼”“法”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合而为一，相互兼容了。在现实政治中，《管子》主张只有礼法兼容才能使民心所向，天下太平。《权修》说：“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然后中以完令，劝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悦)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管子》的礼学思想十分丰富，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管子》与其他诸子的观念异同，特别是《管子》与后来的三礼尤其是《周礼》的关系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文仅就几个关键的问题加以讨论，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