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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区隔与政策壁垒 　　【摘 要】采取人类学方法，对一所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北京市公立小学进行田野研究发现，随迁子女的生活中存在家庭与学校两套彼此区隔、无法弥合的惯习，同时当前相关就学政策强化了这种区隔，使得随迁子女在学校文化融合中表现出较为消极的学习态度与学业信心。要促进随迁子女在公立学校中的文化融合，需要秉持多元并存的态度，从学校教育与宏观政策两方面重点着手，为随迁子女跨越“区隔”提供支持与帮助。 　　【关键词】随迁子女；学校文化融合；惯习；教育政策 　　【作 者】何颖，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北京，100048 　　【中图分类号】G4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19 - 007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人员携带子女随迁的“家庭式”整体流动已成为社会发展无可回避的“新常态”。这种流动不仅是生活空间的转移，还意味着迁徙者进行了意义、表征系统和认知体系等方面的文化转换。[1 ]在理想的文化转换中，迁入者培养起和新的文化环境相匹配的观念、行为以及同该环境中的主流文化群体有效互动的能力，即实现文化上的适应与融合。[2 ]因此，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中的文化融合而言，首先需要考察随迁子女对学校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与价值目标的内化程度，并厘清其发生机理。为了解相应情况，本研究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自2013年10月开始，课题组成员进入北京市S区公立小学Y小①进行田野调查。S区地处京西，属北京市“城六区”之一，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全区在校生33250人，其中非京籍学生17348人，占总生源的52.17%。[3 ]Y小是S区一所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公立小学。2015学年，该校在校生总计422人，其中京籍学生3人；正式教师38人，全部具有京籍和正式编制。课题组调查员每周至少赴该校一个工作日，参与观察学校活动，聚焦观察五年级某班课堂，访谈教师、学生及家长，并进入学生家庭进行课业辅导等，获取第一手资料。为更大规模地整体把握学生情况，2015年6月，课题组对包括Y小在内的所有项目学校的部分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对该校五六年级进行整群抽样问卷调查，并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将其与调研总样本中的京籍学生数据进行比对，以补充田野观察材料。 　　一、随迁子女学校文化融合之困：被动的学习态度与学业信心不足 　　学生的学业成功是所有学校认同并追求的目标之一。相应的是否以积极态度努力学习，可作为学生是否在价值观念上实现与学校的文化融合的重要指征之一。本研究在长期的田野观察中注意到，即使老师们一再强调学习态度与习惯的养成，部分随迁子女仍显示出较为被动的学习态度：部分学生从不提问，部分学生总是问一些简单观察即可解决的问题，部分学生在遇到不会的题目时“直接空在那里不做”，用老师们的话说就是“懒得去思考”（摘自2014年12月17日田野笔记）。 　　问卷调查中，鉴于“上大学”通常被视作基础教育阶段学业成就的终极评价，以“是否希望上大学”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进行了考察，结果与田野观察相应：表示“很希望”的该校随迁子女为65.05%，而调查总样本中的京籍学生为90.91%，相比之下，前者在学业系统中的兴趣与积极性不足。 　　在学习态度相对被动的同时，随迁子女的学业信心普遍较低。当被问及“认为自己将来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有多大”时，33.01%的学生认为“可能性不大”，49.51%的学生觉得“有些可能”，只有11.65%的学生相信“很可能”。从这一判断来看，其学业信心不仅显著地低于京籍学生，同时也显著地低于其父母（表2）。 　　在“积极学习并取得学业成功”这一教育系统所重视的目标上，随迁子女群体表现出消极与迟疑，说明其与学校的文化融合存在一定的困难，并不十分顺畅。 　　二、生活场域的观照：家庭与学校间的场域分离与惯习区隔 　　随迁子女的学校文化融合何以存在困难？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有助于从随迁子女的现实生活方面对此进行分析。所谓场域，意指“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4 ]19“场域”是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其内部在实践中生产并共享价值、符号与惯习（habitus）。以此看待随迁子女的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可发现二者并不属于同一个具有一致惯习的场域。 　　（一）家庭场域：生存目标下的无心与无力 　　1. 生存目标与经济优先的价值导向 　　从家长工作、家庭居住条件与家庭结构等方面来看，除了极少数收入较高的家庭外，Y小的随迁子女家庭多数处于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阶段。 　　家长工作方面，Y小的随迁子女家长中，从事自营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