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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诗歌研究综述 　　徐志摩（1897-1931），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璀璨的流星，以他短暂而美丽的划痕照亮了二三十年代的文坛。没有哪一个诗人像他那样被人们褒贬不一的评论过，像他那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几度沉浮。历史是一面镜子，随着时代的车轮的不断前行，人们对徐志摩认识愈是无限的接近真实。纵观徐志摩短暂的一生，著述颇丰。他给我们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另有集外诗60余首；六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记》、《爱眉小札》，集外散文30余篇；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剧作《卞昆冈》；还有译著十余种。 　　对徐志摩诗的研究，最早的是胡文在1923发表的《徐志摩君的。在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出版后，其诗新鲜的艺术形式，思想内容的独特表达，立刻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1931年徐志摩不幸催难以后，悼念诗人、评论其诗文的文章更是大量集中涌现，《诗刊》出版了《志摩纪念号》，《晨报?学园》刊出《哀悼志摩专号》，其它的报刊和杂志也相继发表了很多文章，在文坛掀起了一场评徐热潮。1936年以后，徐志摩研究渐趋冷落，专门研究的文章仅有高穆的《徐志摩论》（1944），赵景深的《徐志摩》（1946）等寥寥几篇。1948年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是第一部有关诗人生平创作资料的专著，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成为后人研究不可或缺的依据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标准席卷了整个文学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徐的研究偶有散见的文章，也是政治大批判，少有鲜论。只有陈梦家所作的《谈谈徐志摩的诗》，提出了一些比较中肯的看法，对其诗的思想意义和优美形式做出了肯定。 　　自从1980年后，经过了漫长的停滞和文革的空白，徐志摩研究开始焕发出光彩。这一时期的著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人，拓展了徐志摩的研究领域，而且涉猎了诗人的各个方面，并且有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徐志摩的爱情诗在其诗中过半，但在50年代前，对徐的爱情诗论只是散见于各种评论文章中，论者只是将爱情诗作为文章的一个部分，或者作为印证某个观点支撑。朱湘在《评徐君》中，对徐志摩的爱情诗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徐志摩的“本色当行”是情诗，并对其情诗营造的氛围有着精彩的描绘：“（情诗的）街上有挂满了美丽的幻妙的小灯笼的灯笼铺，有雕金门面浅蓝招牌的茶叶店，有喷出晚香玉的芬芳的花厂，并且从堆了红边的黑漆的酸梅汤店里飘出一片清脆的敲铜片的声音，朱湘的看法是中肯的，从总体上对徐志摩的爱情诗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写于诗人去世一年左右的茅盾的《徐志摩论》，茅盾的评论现在还不断的被人们引用，“我以为志摩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它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他那恋爱的外衣，有他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徐志摩的爱情诗和自身的理想联系了起来。徐志摩的爱情诗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身理想的影子，这一看法已被广为认同。张露薇1932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期发表的《论诗人徐志摩》一文，认为几部诗集中，《翡冷翠的一夜》是最成功的，尤其诗人的情诗成就最高，但又认为其爱情诗一味沉浸于个人的缠绵之中，不注重社会的复杂和自己的思想，因而有脱离现实人生的轻浮之嫌。’ 　　新中国成立后的徐志摩的爱情诗研究，全盘否定的居多。1957巴人在《也谈徐志摩的诗》中写道：“徐志摩是那样一种诗人：自我以外没有世界，生活的天地是很小的。因之，人也就像动物似的，性爱成为他惟一的泉源，这是谈不到什么个性解放的。”仁饭963年吴宏聪撰文（（资产阶级诗歌的堕落一评徐志摩的诗》，以（（鲤跳》为例，认为他的爱情诗更多是轻桃放荡的痴情话，“充满着一种纯粹属于纵垮子弟寻欢作乐的迷醉，充满着有闲阶级的青春的戏谑。调子是柔和的，轻盈的，也是淫靡的。”这一时期徐诗的研究可以说是被打入了冷宫，对爱情诗的批判更是上纲上线，学术上的收获几乎没有。 　　1979年第9期的诗刊上，卞之琳的《徐志摩诗重读志感》为徐正名，拨乱反正，给徐志摩诗歌以较公允的评价。卞文说，不应仅凭《秋虫》、《西窗》极个别的诗作，而否定徐诗的积极思想意义，并认为徐的《志摩的诗》继《女神》以来巩固了新诗阵地，肯定了徐诗的价值和地位，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启了徐诗研究的大门，遂引起了徐志摩热。1980年2月陆耀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评徐志摩的诗》一文，肯定了徐诗歌颂美好爱情所具有的反封建意义，并分析评价徐诗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 　　对徐的爱情诗研究，在80年代后有了长足的发展。虽依然有一些论者坚持吴宏聪的否定批判的眼光，如胡炳光就指出：“徐志摩写过不少恋爱诗，在《志摩的诗》以后，这些恋爱诗不仅反映了他对爱情的沉迷，而且更有对肉欲的追求，”并且说他是把肉麻当有趣，这主要是指徐诗中历来备受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