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赶考”法官.docVIP

律师“赶考”法官 　　近些年来，法官面向律师招考的口子越开越大。拥有权利优先视角的律师的加入，也被认为会对法律适用上的国家工具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做出刚性的矫正。但在本轮司法改革实施员额制的背景下，究竟能给律师留出多少名额进行公开选拔，尚待观察 　　当穿着一身商务装的商建刚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根本不像个法官。 　　深色西服，白领蓝条纹衬衣，与之色系相配的深蓝色彩条领带。衬衣的白色袖口比西装袖长一截，露出别致的袖扣。 　　这是商建刚从律师转为法官的第一天。 　　 　　2015年，上海市成立遴选委员会，遴选一名三级高级法官。从事律师工作16年的商建刚，通过遴选，最终成为上海市二中院的三级高级法官。 　　这是许多法官从业二三十年都不一定能得到的位置。 　　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部分，2016年6月2日，《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实施，鼓励法律人才参与应聘法官。 　　实际上，多年来，法官与律师之间并非前者向后者的单向流动，也有一些人像商建刚一样，选择成为一名法官。 　　认工资还是认死理？ 　　1984年，20岁的安徽徽州人汪利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进入安徽省司法厅工作。司法厅的领导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做律师。 　　这不是心血来潮，汪利民对这个职业选择思考了许久。 　　他第一次对律师行业有印象，是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他看到律师为被告人辩护。这个行业在那时的中国并不怎么讨喜。很多人认为，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 　　法学专业的汪利民不这么想。大二寒假，他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法律顾问处实习了一个月，跟着律师跑法院、办案子。他觉得虽然在很多案件中被告人有罪，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律师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公平正义的职业。 　　汪利民为之吸引，很想去试试。 　　1984年底，因审判经济案件的需要，法院已有经济庭，省司法厅开始筹备安徽省经济律师事务所。鉴于汪利民想做律师，司法厅派他到律所工作。汪利民成了“少数派”，同班51个同学，他是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做律师的。事实上，国办律所的律师属于公职，待遇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一致。 　　他的业务并不多，主要以民事案件为主。他也会出去向企业毛遂自荐，做他们的法律顾问。但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太强，有时即使本单位遇到问题，也不一定会想起来找律师。 　　1992邓小平南巡后，律所像其他企业一样，开始实行效益工资。汪利民的工资和公务员逐渐拉开了距离，到90年代中后期，已明显优于公务员。 　　姜岩也感受到了这种工资差距。 　　姜岩在1994年毕业于沿海某省重点大学的法律系。他学的是国际经济法，涉及英语、经济和法学。毕业时，全班30多名同学，选择做法官的只有一人，另有一位同学做了公务员，包括姜岩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去了生意场。 　　姜岩本有机会被分配到法院工作。但学校的师兄告诉他，法院的工资只有三百多元，入不敷出，如果去了企业，至少是两三倍的收入。姜岩听了师兄的劝，成为贸易公司的职员。 　　毕业一年之后，姜岩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通过了律师资格证考试。那时，国家政策宽松，允许他们做兼职律师。姜岩一边在贸易公司工作，一边兼职做律师。 　　很快，他就发现身为法律人在做生意时的掣肘。他胆子“很小”、拘束很多，该打擦边球的时候往往先考虑万一出问题怎么办，稍有风险的事情都不敢放手去做。 　　1998年初，姜岩选择成为专职律师。但仅仅几个月后，他的事业再次转轨。 　　姜岩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成为专职律师之后，一切收入都靠接案子。他个性内向而认死理，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当事人是过错方，他一般会选择不接案子;如果开庭之后对方拿出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姜岩的当事人是过错方，他甚至会劝当事人撤诉。 　　姜岩的父亲是一名法官，他深知儿子的个性，在退休前，要求儿子“归队”。 　　姜岩决定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此时，公务员考试刚刚开始没多久，热度很低，他所报考的法院基本是四个人竞争一个岗位。 　　1998年10月，姜岩进入法院，工资一千多元，比他做律师时收入少了至少一半。 　　律师与法官的分界线 　　姜岩的师妹也选择了与他一样的路径。 　　1996年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相同专业的程欣，先是在毕业后进入贸易公司，一年多之后通过律考后，进入律所工作。 　　做律师，曾经给她带来了一些成就感。她和别人曾办过一个案子，检方以抢劫罪起诉他们的当事人，程欣则以更轻的寻衅滋事罪辩护。通过细致的证据收集和专业的法律分析，法官最终采信了他们的意见。 　　但她渐渐发现，在律所能利用自己专业知识的案件并不多，且多数都是小案子。另外，高收入意味着很大的压力，这并不是她最想过的生活。 　　2000年，程欣参加了法院的招考。岗位要求很高，包括英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