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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新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探究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涌现了大批学者、研究组织和研究机构，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也形成一定的研究理路与方法，有些是实证性的研究，如注释、校勘、考据等，有些是赏析性研究，如论评、诗文品评、批点、杂论等。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再次掀起热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就有了文化背景探寻的新理路。与众多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孜孜以求一样，张新科也为其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给予了理性的思考。张新科，陕西眉县人，生于 1959 年，大学及硕博研究生均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全面考察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会发现他的研究能够充分挖掘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着力探寻文学的演变规律，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这对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文化、人文论 文学作为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人类精神活动的生成物，其生存、成长和发展与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学者所论：“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形态；而文化精神的演变，也决定着文学形态的演变，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古代文学，就能够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从哲学、宗教、艺术、风俗等广阔的角度认识文学。张新科也认识到了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他在研究实践中，始终把文学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他的这一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二是文学的人文研究。 就文学的文化研究而言，张新科首先对文学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透视。他认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就能够“探讨文学发展中与其他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说，是文学内在问题的深化，而不是脱离文学去研究政治、历史”。因此，他在《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从文化渊源的角度阐释了汉代文学所受到的先秦文化的滋润，认为“先秦时代的巫文化、史官文化、子文化系统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文学范式等都对汉代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将汉代文学放在两汉四百年间文化变迁的视域中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把握汉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及其特征，并且从文化演变过程中考察汉代文学如何逐渐向文学的自觉时代迈进，勾勒汉代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挖掘文学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从而较全面客观地揭示汉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在该著中，他把汉代文学放在汉代大一统文化政治背景下予以观照，挖掘汉代的经学、道家思想、神学思想、神仙观念、风俗文化以及音乐、歌舞、绘画与汉代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分析了经学盛衰与汉代文学风格的变化，神学思想与汉代文学的哲学化思潮，道家思想与汉代文人的自我情怀，神学观念与汉代文学，风俗文化与汉代的杂歌谣辞，汉代艺术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汉代文学的自觉化倾向等问题，探究了汉代文人心态由自我肯定到失去自我再到寻找自我的变化过程，并且就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史记》的文化意蕴、司马迁与司马相如比较、经术与文学的结缘、道教经典与五言诗、七言诗等文学文化影响的个案作了分析。通过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他指出：在汉代各种文化思潮中都可以看到文学的因子“；汉代文学的实践及其理论的总结、作家作品的评论、文体形式的变化等，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他认为，文化因子影响文学，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规律。 另外，张新科还对《史记》的文化综合性特点和文化的创新性做了研究。在《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等文章中指出：《史记》十表，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即主张大一统政治，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 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