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空间体验与抗战时期重庆戏剧中的文学地理景观塑造.docVIP

家乡空间体验与抗战时期重庆戏剧中的文学地理景观塑造 　　抗战时期的重庆戏剧文学作品中，充满着作者对家乡的怀念和有家不能归的痛楚。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家乡情怀是一种地理情怀。’，因为家乡是每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这里有熟悉的自然地理风貌，有孕育自我的民俗风情，所有对家乡的情感都寄寓在这片土地之上。这种地理情怀使人们深刻感受到家乡这一地理空间带来的安慰和舒缓的情绪体验，也使地理空间对于个体生命来讲，成为了最好的情感载体。家乡作为人生最初栖居之地，代表着一种融入血脉的情怀，是人之于地的一种独特依赖。抗战的独特历史使大部分剧作家不得不与家乡隔离，而在一个陌生的空间中龋龋独行。于是，对家乡的描写就成为寄托他们失落灵魂的最好慰藉。这种对家乡地理空间的个体体验通过文学创作转化为剧作家在作品中对家乡的表现，而这种情感转移也凸显出描写家乡这一地理景观的意义。 　　一、疏离无根之痛中的家乡亲切感:客居重庆的双重空间体验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戏剧文学作品中，对家乡这一地理景观的表现十分突出，这与特殊历史时期里剧作家们在颠沛流离生活中的独特地理感受有关。抗战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大批难民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的路程。家园不再，无家可归的痛苦遂成为大多数人的切身体验。“流亡”成为当时中国的关键词，而重庆也在当时成为聚集大量难民的地方。这里有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一个“下江人”的代称就已经表明了他们与重庆的疏离和格格不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憧憬着抗战的胜利，因为那是家园故土失而复得的时候，也是回乡的唯一期待。在当时的中国大后方，家乡是切实存在于每个流亡者心中的想念，它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空间记忆，深深刻在流亡者的心中。 　　据笔者统计，抗战时期活跃在重庆剧坛的剧作家们85%以上都是外籍，其中，只有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阳翰笙是四川高县人，陈锉是四川富顺县人，属于四川籍，回到重庆算是离家乡比较近，可以略减思乡之苦。阳翰笙1938年刚到重庆时就慨叹:“离开四Jil快十七年了。我还没有忘记我的故乡，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可说常常都映现在我十七年来旅外生活的梦魂里。’，足见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其他剧作家就没有阳翰笙这么幸运，他们不得不在远离故土的陌生城市继续着抗战的伟大事业。如老舍、吴祖光的家乡北平、夏衍的家乡浙江杭州、洪深的家乡江苏常州等都已被口军占领，为了抗战事业，他们义无反顾地来到重庆，也就注定了与家乡的隔离。重庆和故乡构成了剧作家地理活动空间的两极，其间距离遥远，具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也就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理空间。在他们的体验中，哪怕距离再远，故乡在其心中的那种亲切感总是无可替代。因此，作为流寓地的重庆在旅渝剧作家们心中与家乡是具有明显区别的。 　　身处重庆的剧作家实际具有两重空间体验:一方面是家乡对自我的亲切经验，另一方面是在重庆的无根、疏离之感。家乡是一个人的根，对人的影响最深刻。在家乡，人和土地能产生亲切感、依赖感，这种亲密感伴随终生，无论走到哪儿都无法挥去。同时，在家乡人能找到自我认同，人与地和谐相处，成为与土地共存的统一体。在段义孚先生看来，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都有一种感情，这是因为“经过深思的附着感，潜意识的种类可能来自熟悉和祥和的环境，护育和安全的保证，声音和气味的记忆，公共活动和家常快乐的时间累积等’，。可以说，家乡的亲切感存在于口常生活的人地互动关系中，这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产生的。但在抗战时期，大多数剧作家因战争与家乡两地相隔，这种山时代造成的空间相隔正是家乡亲切感在旅渝剧作家心中扎根的原因。夏衍特别提到人怀念故乡最强烈的时候是“当他的故乡沦陷，而自己却迢遥千里，生活和工作在一个生疏而不习惯的异乡的时候’。山此可见，抗战时故土的流失以及客居重庆的流亡生活加剧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 　　对家乡的思念成为旅渝剧作家在重庆最煎熬的心绪，尤其是在各种节假时，思乡之情尤烈。老舍先生就在新年中想起留在家乡的妻儿，想所有在北平过年的快乐:“抗战中，我的家属留在北平。我自己在武汉，在重庆，随着人家庆贺年节，可是我的心却在北平。”“在武汉与重庆过年，都没有大雪，我渴望那带着雪帽的青松，与垂着冰署的水车。我不能不感谢武汉与重庆，它们教我在困苦流离中还能拿着我的笔，写一些我自信能教大家得到一点点愉快的文章。可是，我也想北平。”老舍对北平的想念源于北平为亲人所在之地，还有北平冬天的大雪与年味儿，这些是老舍身处异地却无法忘怀的家乡记忆。另外，人的思乡之情变得浓烈，也源于新地方不能很好适应人的环境体验。老舍去了成都后就一直赞叹成都比重庆更适合他，因为“我是北平人，而成都有许多与北平相似之处，稍稍使我减去些乡思’。看来，重庆作为山城迥异于华北的自然地理特点和独特民风使许多外地作家难以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