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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剧中的“幸福”密码探析 　　对于“什么是幸福”的回答，古今中外，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各自的思考，从日常生活体验到伦理学、心理学做出不同的解释，既有某种共识，也是个人的体验。当我们将视线投到艺术的世界中，会发现以审美的方式对幸福追问会有另外一番启示。艺术往往通过“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 　　叙事类艺术作品往往会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除了曲折跌宕的情节和丰满扎实的人物，它也将一种对于幸福、美好、家庭、爱情的诠释融汇在认知、审美的主题表意之中。以家庭伦理剧为代表的当代电视剧艺术不断尝试着在欲望与守望的追求、得到和失去中领悟“幸福”的秘密。仅从剧名上来看，既有《老大的幸福》《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守望幸福》的直呼其名，也有《金婚》《父母爱情》《嘿，老头!》的风格化表达。毫无疑问，拥有财富、成就可以得到“幸福”，但不能否认当代中国人也有更加朴素与简单的生活追求，于是电视剧中对“幸福”的定义总是围绕着简单与繁复、快乐与非快乐之间嬗变。既然幸福观念本身拥有深刻的审美价值和思维逻辑，我们可以借用幸福观的产生与成长来关注电视剧人物的审美表意和审美理想，进而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究竟有多少幸福的密码和时代的祈祷。 　　一、追求“快乐”的幸福 　　把“幸福”当作社会整体文化实践的目标，是理性为人类设计的价值课题。以英国学者杰里米bull;边沁为代表的现代功利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就是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 　　这与现代性的种种设计相一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在物质文化生活领域有了极大发展，幸福的现代性内涵就应该包括生活水平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等一系列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成就感。无论《金婚》中佟志每次乔迁新居的呼朋唤友，还是《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中马一毛第一次用冰箱的兴奋劲头，生活水平层面的快乐在物质短缺时代总是能与幸福感划上等号。 　　Jbull;Sbull;密尔进一步修订了边沁的功利主义的观点：“较高等的快乐主要是理智的、情感的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当幸福更多地指向精神领域后，对幸福的追求就多样起来，追求的目标不再是唯一的实惠、好处、利益，它可能仅与一个人自身的价值观相联系。幸福的现代性也就从单一标准转移到多个标准，也从现实世界进入到精神世界。《嘿，老头!》中的易爽曾经认为幸福是科班出身的她能够出国深造，是幸运地嫁给“富二代”白洋，最后才发现胡同里的发小、家人才带给他真正的快乐。所以她才会感慨：“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了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幸福。”在对幸福的理性追求中，“‘自由’与‘理性’的有效统一以及人类潜能的实现，把人和人的生活从具体现实推向普遍性领域”。 　　另一方面，快乐的多元价值也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现代人常有提示作用，《老大的幸福》中，从老二到老四的四兄妹就是永不满足的典型，为权为钱为名利，他们总觉得不如意，而且也常以这种幸福观衡量别人。四兄妹尤其认为老大最不幸福：没进过大城市，没有找到有文化的妻子，便携手为大哥打造一个幸福--找个城里人做嫂子，没想到这却让大哥失去了拥有爱情的机会。而天生豁达的付老大在一无所有后却依然认为：把四个弟弟妹妹拉扯长大，看到大家各有所成，“你们幸福，自然大哥就幸福了”。正如剧中主题歌所唱：“知足才是最幸福。”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的理智与判断，它的初衷或许简单，但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就是对幸福快乐主义的遵从。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北京青年》中何东与母亲两代人对职业事业观的严重分歧，才不会像《双面胶》中婆媳之间的城乡消费观差异那样格格不入。 　　二、苦难相伴的幸福 　　杰里米bull;边沁和Jbull;Sbull;密尔都推崇快乐主义的幸福观，这种观念使得现代幸福观的考察更加技术化与现实化，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在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基础上提出以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为基础的幸福的实证量化计算。但是经济学与伦理学上的现代性解释不能完全代替艺术中的幸福。因为“艺术的美和理论上的真不同，它是可以同恶劣的现实状况和平共处的;即使有这种现实和在这种现实中，艺术美也可以提供幸福”。 　　所以古往今来的艺术中会出现历尽艰辛、贫困潦倒的个体，却升腾出幸福与满足的作品，从审美视角就可以解释“贫嘴张大民”为什么过着“幸福的生活”。张大民的生活并不幸福，母亲老年痴呆、大雨未婚先孕、大雪抑郁成疾、大民不务正业、大国远走他乡，这一切分明是苦难，缘何转化为幸福?我们看到，在艺术的幸福史书写中，恰恰一直伴随着苦难主题，伊格尔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