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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理论时代的中国图像 　　2006年《文学理论前沿》登载的《“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一文认为，2003至2004年间，西方乃至国际理论界的三个理论巨人-爱德华赛义德、特里伊格尔顿、雅克德里达相继谢世，这标志着“后理论时代” (Post-theoretic Era)的到来;尤其是德里达的去世，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 　　所谓“后理论时代”，是说理论的盛期已经过去，本来被认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可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如今面对新的现实无法做出解释;相对如火如荼的文化实践，其理论界比较沉寂。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即“文化艺术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面对现实，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理论“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事实上，理论本身并没有消亡，只不过是其形式发生了变化。理论不再指向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而是指向更为广泛的文化现象和视觉图像。 　　“图像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和理论功能的转变。可以说，在新的世纪，理论的活力仍没有丧失，它们和艺术研究并行不悖。这一转向是因为各种理论，如后殖民理论、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后历史主义对新艺术类型和现象的失语症说明理论本身存在着问题，比如对“媒体艺术问题”的厘清后现代主义的挪用、生产模式、仪式、语境等将理论陷入了一种“自恋”性的封闭怪圈。 　　20世纪，西方出版的当代艺术理论重要著作本身也暗合了20世纪图像转向的时代特征。如:迈克尔波德来尔《批评性艺术史家》，麦克尔巴德森德尔《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解释》，D。普莱茨奥斯《反思艺术史:关于一门羞怯学科的反思》，汉斯贝尔庭《艺术史的终结?》，诺曼布莱森《视觉与图画:注视的逻辑》、《词语与图像:法国王政时期的绘画》和《诗话:法国新艺术史论文集》，里斯和博泽罗《新艺术史》，米契尔《图像、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哈斯克尔《赞助人和画家:巴洛克时代意大利艺术和社会关系研究》。波洛克《视觉与差异:女性、女性主义和艺术史》。诺瑞斯《解构:理论和实践》等论著，将视觉图像作为焦点而不是艺术作品，这一主张为史学和艺术的释开辟了新的领域。 　　从形式，再到图像，将大众日常生活的信息与思想的关系推到前台。海德格尔曾担忧的世界被图像化了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他真正担心的是哲学思考是否还有必要。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前言中评论，“我们的时代”“重图像甚于事物，重复制品甚于原作，重表现甚于事实，重现象甚于存在”，他抱怨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生产和消费形象，威力无穷的图像左右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形式风格转换为图像，是历史的选择。 　　图像转向即思想介入图像的当下事实，是当代全球化社会重要特征之一。它源于我们身边悄然滋长并膨胀的视觉文化现象:绘画、摄影、电影、电视、广告、艺术设计、城市建设、自我形象设计、互联网络以及各种审美泛化现象。“图像转向”是继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整体文化趋势的大骚动。曾经担任美国美学协会主席的阿莱斯·艾尔雅维茨援引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造型”理论阐明了图像的喻形性:他赋予视觉感受性以高于文字感受性的特权，赋予造型一种超越概念的特权，赋予感觉一种超越意义的特权，并赋予直接性一种超越更加中介的智力模式的特权。 　　W.J.T。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探讨了现代思想围绕视觉范式重新定向的社会根源，指出了图像控制威胁任何话语的可能性。尽管图像转向发生于“后现代”是个悖论;但是图像转向的幻想完全是由形象控制的一种文化幻想，现已存在全球规模的真正的技术可能性。图像转向被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的复杂互动。或许，多样的观览和各种的阅读同样深刻，丰富的视觉经验甚至不能完全用文本模式来解释。 　　20世纪70年代，“艺术史的终结?”的惊呼，被看作是”后理论时代”艺术史研究危机的先声。一些激进的学者认为，艺术史已经使学科的创始者一一莫雷利、李格尔、沃尔夫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思想退化到一种毫无创建性的职业常规，并滋养了一个个忙碌的学术机器。 　　传统艺术史的致命弱点是其深刻的矛盾性，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布克哈特认为:“我们并不企图建立理论体系，也不主张提出任何历史原则。正相反，我们将仪专注于观察……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历史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与黑格尔坚持历史哲学的对立，表明布克哈特对艺术史的态度:理论不可能超越存在，而是一种惯例、欲望和从事实践的历史学家信念的结合。历史主义认为，“充分理解任何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恰当评估其价值，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