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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集权制关于社会断裂 　　全方位的君主集权不但改变了法国政治风气，而且重塑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在统一的立法和政令之下，整个社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平等，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分裂和冷漠。托克维尔指出，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出现了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同省份的人，不同阶级的人，“至少是所有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尽管他们的地位各异”，“特别是那些置身社会中上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简直完全相同”，“他们拥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嗜好，从事同样的娱乐，阅读同一类书，讲着同一语言。”他们都由“同一光明照亮”。这“同一光明”就是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表面上，“新社会”似乎充满了希望。自由的理想萦绕于心，平等的呼声不绝于耳，民主的冲动蕴藏于胸，光明的未来彷佛就在眼前。但是，托克维尔指出，这种精神上的相似并没有使得法国社会走向成熟。相反，由于相互不再担负义务，也不存在相互依赖，弥漫于各个阶级之间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抵触，甚至仇恨。 　　贵族阶层为了保住免税特权，极力与第三等级划清界限。在他们眼中，新兴有产者是缺乏教养的暴发户，根本不配与他们为伍。有产者则既不满意贵族保持特权，又不屑于农民忍气吞声，他们积极寻找机会，花钱买个一官半职，成为免税阶级的一员。“其结果便是创造了一个通过官职取得豁免权和其他特权的、自愿与贵族阶级同化的资产阶级。”当然，反过来，贫困的农民对贵族和有产者也没有任何好感。中央集权令各个阶级之间的分裂更趋明显。三级会议召开时，贵族和新兴有产者还可以“共谋国事”，尚存在沟通渠道。及至三级会议停摆，两者就在公共生活中失去了联系，再也感觉不到和衷共济的必要。贵族极力维护残余的特权，有产者既追逐特权又攻击特权，两者渐行渐远，最终从同盟变成了敌人。 　　同时，乡间资产者为了免除军役税，几乎都迁移到了城里。“富裕平民在城垣之内蛰居下来，不久便失去了田园嗜好和田园精神;他们对依然留在农村的同类人的劳动和事务变得完全陌生了。”他们不再关注农村，不再关心农民。“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特权让特权者自私自利、趾高气扬，让无特权者孤独无助、心生嫉恨。如果说弥漫于各个阶级之间的是抵触和仇恨，那么充斥于阶级之内的就是冷漠。由于失去了独立性，各个阶级都在不断地分化，由阶级分化为小团体，由小团体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在一座小城市的显贵当中，我找到的不同团体竟达 36 个以上。这些不同团体尽管极端微小，仍在Dya不断向细微分化;它们每天都在清洗内部可能存在的异质部分，以便缩减为单一元素。”这些小团体失去了古老的荣誉感和责任心，陷入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每一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与人之间的孤立，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争斗，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冷漠，让法国社会不再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是变成了陌生人的集合。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乌合之众”无力反抗政府，但是当政府陷入危机时，也没有人有能力保护它。 　　1789 年，贵族和教士为了抵制国王征税，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中的律师、商人和银行家等代表，则为了取得平等纳税权，要求组织制宪会议，进行温和的君主立宪革命。两者都没有想过牺牲国王、摧毁旧政府，然而当无套裤汉、编织妇和农民的革命热情被调动起来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已无力保护国王，也无力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