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的中国图像_0.docVIP

后理论时代的中国图像 　　2006年《文学理论前沿》登载的《“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一文认为，2003至2004年间，西方乃至国际理论界的三个理论巨人--爱德华濛赛义德、特里濛伊格尔顿、雅克濛德里达相继谢世，这标志着“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的到来;尤其是德里达的去世，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 　　所谓“后理论时代”，是说理论的盛期已经过去，本来被认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可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如今面对新的现实无法做出解释;相对如火如荼的文化实践，其理论界比较沉寂。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即“文化艺术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面对现实，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理论“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事实上，理论本身并没有消亡，只不过是其形式发生了变化。理论不再指向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而是指向更为广泛的文化现象和视觉图像。 　　“图像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和理论功能的转变。可以说，在新的世纪，理论的活力仍没有丧失，它们和艺术研究并行不悖。这一转向是因为各种理论，如后殖民理论、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后历史主义对新艺术类型和现象的失语症说明理论本身存在着问题，比如对“媒体艺术问题”的厘清。后现代主义的挪用、生产模式、仪式、语境等将理论陷入了一种emsp;“自恋”性的封闭怪圈。 　　20世纪，西方出版的当代艺术理论重要著作本身也暗合了20世纪图像转向的时代特征。如：迈克尔-波德来尔《批评性艺术史家》，麦克尔-巴德森德尔《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解释》，D.普莱茨奥斯《反思艺术史：关于一门羞怯学科的反思》，汉斯贝尔庭《艺术史的终结?》，诺曼-布莱森《视觉与图画：注视的逻辑》、《词语与图像：法国王政时期的绘画》和《诗话：法国新艺术史论文集》，里斯和博泽罗《新艺术史》，米契尔《图像、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哈斯克尔《赞助人和画家：巴洛克时代意大利艺术和社会关系研究》、G.波洛克《视觉与差异：女性、女性主义和艺术史》以及C.诺瑞斯《解构：理论和实践》等论著，将视觉图像作为焦点而不是艺术作品，这一主张为史学和艺术的诠释开辟了新的领域。 　　20世纪70年代，“艺术史的终结?”的惊呼，被看作是“后理论时代”艺术史研究危机的先声。一些激进的学者认为，艺术史已经使学科的创始者--莫雷利、李格尔、沃尔夫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思想退化到一种毫无创建性的职业常规，并滋养了一个个忙碌的学术机器。 　　传统艺术史的致命弱点是其深刻的矛盾性，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布克哈特认为：“我们并不企图建立理论体系，也不主张提出任何‘历史原则’。正相反，我们将仅仅专注于观察……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历史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与黑格尔坚持历史哲学的对立，表明布克哈特对艺术史的态度：理论不可能超越存在，而是一种惯例、欲望和从事实践的历史学家信念的结合。历史主义认为，“充分理解任何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恰当评估其价值，是可以通过在发展的进程中考虑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占据的空间来达到的”。 　　所谓“后理论时代”，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以怎样的策略来回应，是摆在艺术理论面前的问题。全球化现象，对于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艺术流派具有强有力的消解作用和批判作用;同时也将形成一种世界范围的艺术思维，将有利于消除中西方文化的对立所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心理。 　　全球化现象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却为我们设置了双重矛盾：一是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即世界图像和中国图像的矛盾;一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的矛盾，即精英和百姓的差异。西方艺术理论被中国人拿来实践和中国艺术理论对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其本身并不能为中国图像位于世界文化主流提供终极支持。要使中国能够进入主流，当务之急是中国还需要为当代世界艺术知识图景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 　　是否存在普适的艺术史学和艺术理论?奥列格·格拉博试图通过建立“离心模式”回应上面的问题。“离心模式”的前提是需掌握有效的信息，艺术史家应该精通一些非艺术领域的相关知识，如语言学、建筑学以及版画技术，可能还有关于哲学的话语;要在人类活动的各种知觉和符号结构等视觉经验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联系，以此暗示艺术史普遍原则的存在。因此，对艺术史的反思要求艺术史的研究者们提供和发展那些有助于称谓艺术的过去和今天的知识术语和感情上的选择。 　　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跨越艺术的客观陈述、主观诠释的多元艺术模式。这一模式应该跳出主观的泥潭，基于艺术的客观现有生态资源，并融汇谱系学、统计学、信息学和计算机技术等学科成果。该模式应该尊重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