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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退到边缘 　　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上去像是一段痛苦不堪的尴尬时期，让人不忍去讨论。这在我们看来是危险的，因为教训尚未得以吸取。但教训是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优化社会结构和发展科技，开始学习借鉴先进的西方国家。然而对于“现代性”与“发展”取得的更大成就，权贵阶层并不认可，他们担心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表现出来的新的自信会带来政治后果。此外，冷战为控制着科学和技术的苏联军工企业的老板提供了强有力的辩词。然而，冷战有其自身的动力。 　　在20世纪70年代，越战的失败、国内的动荡和经济危机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削弱了美国。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已经完全从战争灾害中恢复过来，变成可与美国抗衡的强劲经济对手。可以预见，在世界政治中，包括缓解边境上的冷战的紧张局势、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直接商业关系等方面，西欧和日本拥有更加独立的角色优势。处在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对此似乎很感兴趣，这将有利于其获得国外贷款、消费品以及最重要的生产技术。作为交换，西欧和日本希望从苏联获得自然资源、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受过教育但仍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可以预见，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局势，两个超级大国有影响力的精英们---苏联军工意识形态集团、大西洋彼岸的冷战斗士---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有损他们的利益。他们试图破坏东西方的缓和局面，甚至在80年代初复发了简短的冷战。不过，和平的利润看起来十分诱人，令人不忍放弃。权力交替后，戈尔巴乔夫推动了疏通和解的进程。面对美国在强大起来的欧洲盟国的影响力下降的事实，里根总统投桃报李。似乎大方地打开了将苏联纳入权力、财富和声望的资本主义核心的大门。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试图与苏联内外的几个不同团体结成政治联盟。对外，他的新朋友是西欧资本家中的现实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承诺把他们从为时已久的共产主义威胁中解救出来，将其从美国的监护中解放出来，并与之共同控制共产主义国家的新兴市场。(中国尚未被认为是正式行为体。)在国内战线上，戈尔巴乔夫试图支持权贵阶层中处在先进行业中的改革派，反对地方保守派。戈尔巴乔夫对精英反对者的处理方式实质上是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通过高呼的思想运动和公众谴责掩护下的干部净化行动进行改革。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著名的公开化，或“公开讨论”。受公开化影响的官僚抱怨说，报纸先前被用作“苍蝇拍”，但在现今的公开化下，“报纸拍人”，即报纸上公开批判一些官僚。自1968年以来其诉求一直被密封在盖子下的同一批知识分子和专家，成为戈尔巴乔夫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的“改革”是1968年蔓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革命的延续。至少戈尔巴乔夫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戈尔巴乔夫犯了错误。错误犯在成功似乎近在咫尺之时。1991年，戈尔巴乔夫蒙羞之后，他前些年的成就也被掩盖了，而那些成就简直就是令人震惊的。西方认为，莫斯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重组了1945年后的地缘政治，其结果本将是一个强大的覆盖整个欧洲大陆并以莫斯科-巴黎-柏林为轴线的新集团。俄罗斯为未来的欧洲联盟和联合市场贡献了德国统一这一“礼物”，这是不会被拒绝的，但这将会把美国的霸权置于何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学习和接受许多对他来说是崭新的意想不到的现实。他学得很快，最终，他放走了波罗的海共和国，这是宏大计划中的一个小损失，他甚至甘心接受苏共的派系分裂，而苏共是他政治权力的最初平台，当然也是对其的重要制约。成功的关键和主要的筹码是继续控制广博的苏维埃国家的所有资源。像石油收入下降等恶性突发事件，可以说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有一些突发事件幸运地没有引发动荡，比如波兰的相对平静，一位业余的德国飞行员在莫斯科红场降落的丑闻，以及让苏联高层军官颜面尽失的在阿富汗战场的举步维艰。考虑到所有事情，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在结构性限制中的偶然的政治误判。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一场需应对多方的极其复杂和快速变化的博弈中。尽管如此，他的失败看起来并不是注定的。戈尔巴乔夫通常被看作是一个鲁莽的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保守派。他的目标是通过必要的削减成本的让步维持作为大国的苏联，并通过合资、对外资开放，将大型国有企业中安逸的权贵阶层改造成资本主义技术官僚。这一策略将使前共产主义精英的地位相对于他们的西方合作伙伴、特别是相对于本国人民有所强化。若是“改革”成功了，其结果将与战后几十年的西欧和日本相差不大。因此，苏联尖端的技术官僚对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同行们较为亲和，但对美国的私人公司或许没那么友善。 　　人们应该考虑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否能够轻松制胜，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确实有此种看法。“改革”的结构性制约主要是负面的，相对而言它缺乏来自潜在的受益者社会群体---改革的政党显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