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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不断的解析 　　1899-1900 年间的义和团运动可谓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一大焦点。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先生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搜集和整理浩瀚的史料，通过梳理浩繁的资料，他整理并提炼出自己对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的历史解释，并出版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该书内容与国内学者研究视角不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一、与众不同的起源说和当时中国的国情 　　周锡瑞的著作在第一部分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基因”---即地理、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等，这就为读者宏观理解 1899-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构建了细致的历史场景。接着，作者就学界各种义和团源流说法进行了评述，重点区别了义和团与白莲教、大刀会、冠县“义和拳”、梅花拳等等民间宗教或秘密会社的异同，并着重指出将 1899-1900 年义和团运动的源流与上述这些组织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明显具有牵强附会之嫌。在做了如上辨析之后，周锡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鲁西北的“神拳”才应当是 1899-1900 年义和团运动的“正根”。为证是说，作者引用了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量奏章以及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在山东农村所搜集的口述历史资料，还包括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回忆录、山东教案等。接着他又详细阐明了影响广泛至京津的义和团运动缘何起之迅猛，以及较之以往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各类农民运动的不同之处---即没有严格组织、没有统一领袖还可以发展蔓延如此之快，其发展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历次的白莲教、拳会的起义。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场规模远达数百万之众的义和团运动却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旋即被剿灭。史学界传统的观点将其根源归咎于清军与外国联军的联合绞杀，然而作者却将这场运动期间双方的伤亡数字与百十万的义和团人数来进行横向对比，提出了外部绞杀并不能为义和团的转瞬即逝提供充足的理由。依作者看来，义和团运动本身所鼓吹的“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历史需要不断的再审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社会文化信仰冲突的分析刘建波(中国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8)“降神附体”及“刀枪不入”的宗教仪式以及封建迷信自身的致命基因缺陷才使得这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运动来去匆匆，转瞬即逝。 　　中国学者历来重视和强调对历史事件和其历史意义进行综合评价。因此，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运动方面国内史学家便有了长久不衰的热烈争论。中国主流的历史观点一直如是评价义和团运动：它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是一场由落后的、封建的农民发起的民族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这一历史评价也决定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均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起源是出自其“组织源流”，即义和团开始成立自己的秘密团队和乡间组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陈湛若等均坚持这一观点，并且都认为民间教门、拳棒结社以及后来的祖师会、大刀会、义和拳都是义和团运动的渊源。 　　然而，义和团运动的渊源和其渊源地密不可分。从整个华北地区实际情况来看，山东的文化、地理和社会结构就有其独特之处。该地区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大运河、黄河造成的土地问题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化和结构、自然条件等均决定 1899-1900 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具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根源。以义和团爆发的核心地带鲁西北来看，黄河的历次改道均造成当地农民损失惨重;而清末无论太平天国运动抑或捻军起义均在鲁西北与清军进行过生死搏斗，很显然该地区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时又饱受战争创伤;再者，该地区拥有大片不宜耕种的盐碱地，旱灾、水灾又致使当地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等地主阶层势力也甚是衰弱，从而造成长时期的人口迁移和流动，这严重削弱了山东村庄的内在凝聚力。面对日常生活、社会生产乃至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变化，读书人显然不能专心伏案攻读，启迪教化，因而传统社会中维系村庄和谐稳定的士绅阶层力量开始逐渐衰弱。在此社会经济现状的影响下，其它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千百年来一直依靠儒家学说维系社会统治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晚清政府也面临着广大鲁东地区封建卫道士和等级制度宣扬者的严重缺位的威胁;随着清末社会儒家道德教化的力量逐渐衰弱，使得各种与儒家纲常礼教相差迥异的“异端”和“邪教思想”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而儒家学说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主张把个人礼仪上升为社会制度，依靠个人对礼仪和礼节的敬畏与尊重形成一种朴素而自然的道德观念，进而发挥维系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谐的巨大功能。作者在书中亦指出：儒家学说的思想亦即“强调以儒家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与纲常礼教，作为调整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