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解读.docVIP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解读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成立时影响甚微，后因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从事语言调查及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等学术成就，而蜚声海内外。检视学术界对史语所的研究，多注重从学术理念、成就、影响等面相进行深度描述，很少从制度层面考察其运作机制。①本文运用台湾史语所典藏的“史语所档案”与“傅斯年档案”等史料，对其组织章程的设置演变、研究组别的厘定以及研究模式的运行等进行考察，期冀揭集史语所于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建构现代学术研究新范式所作出的可贵努力。 　　一、组织章程:制度与人事 　　史语所的运作有赖于组织章程的规范与引导。在史语所的筹备与创立期，组织章程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中央研究院的内部的规划中，本无史语所的设置，经傅斯年多途努力，才得以在中研院中设立史语所。匆忙之际组建的史语所，早期仅有傅斯年、顾领刚与杨振声三人，不具规模，故亦无组织大纲与章程可言。直至1928年5月5日，才由傅斯年等拟定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简称“《组织大纲》”)②，共设24条，内容涵括史语所设置目的，所长的任命，研究员的任职条件、薪棒津贴与任期，所务会议的权力，学侣、研究生、外国所员、通信员的设置与任职办法等。以后来史语所的发展观照这份筹备时期的《组织大纲》，含有不少设想的成分，甚至存有某些缺陷。譬如，关于史语所内部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设置，在《组织大纲》中仅有研究员一种，以至后来傅斯年欲聘董作宾、商承柞、容肇祖、余永梁与黄仲琴五人至史语所工作，因没有合适的职称匹配而咨询蔡元培:“聘之为研究员则不能，任之为助理员则不能，未知可否设一名目介于两者之间者?” 　　1928年9月，史语所在原有《组织大纲》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暂行组织大纲》(简称“《暂行组织大纲护)④，共设11章，分别为:第一章建置，第二章所务会议及所长，第三章事物系统，第四章组别，第五章研究员及编辑员，第六章外国通信员，第七章通信员及其他，第八章助理员，第九章学生，第十章出版，第十一章杂则。相较于5月份拟定的《组织大纲》而言，《暂行组织大纲》更为系统，由原来的24条删改增订为33条，并且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者:一、在研究组别的设定方面《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史语所暂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八个组，每组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研究员或兼任研究员担任;《组织大纲》中则无此内容。 　　二、在史语所内部研究人员的构成七《组织大纲》分为研究员与所员;而((}}行组织大纲》则分设研究员、编辑员与助理员，并且将研究员与编辑员分为专任、兼任与特约三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研究人员的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 　　三、《暂行组织大纲》相较《组织大纲》增设了行政系统人员，如在所长、秘书之下，设图书员一至三人，工程员一至二人，会计员一人，庶务员一人，书记若干人，技术员若干人。四、在所务会议的人员构成及职能方面，《组织大纲》与《暂行组织大纲》存在较大差异，见下表: 据此可见《暂行组织大纲》在审定组别设置、财务预算、集众工作的实施及出版事宜等关涉史语所发展的重大问题方面，都具有决议权。以《暂行组织大纲》为蓝本，史语所于1929年2月制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其后，史语所又对组织大纲与章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但前后比照，不难发现此时的《暂行组织大纲》己基本奠定了史语所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而从制度层面规范了史语所的发展。 　　史语所之所以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巨，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科研机构，更在于它从创办之始便笼络了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从傅斯年最初制定的《组织大纲》来看，他对于研究员的聘请有着极高的要求研究员须于历史学或语言学范围内各科之一有超异之贡献，为同科学者所承认。”⑤不仅如此，在他看来，史语所“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⑥，因此存有“国故”传统观念之旧学者即便学问渊博，亦不在他的聘请之列。傅氏在《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⑦这一宣言既标明了史语所的学术立场，“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同时也是用“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⑧。关于此点，傅斯年在研究人员的聘书中亦有着淋漓尽致的表达: 　　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 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