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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范文澜的通史编纂思想 　　范文澜(1893一1969)，字仲云，号芸台，浙江绍兴人。早年受业于音韵训话学家黄侃、陈汉章以及经学名师刘师培等人，曾致力于“追踪乾嘉老辈”00。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元月到达延安并任马列学院研究室主任，开始组织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简编》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因此，其编纂思想具有鲜明的“范式”意义。 　　1以唯物史观指导史书编纂 　　唯物史观自身的科学性，使其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进行史书编纂的指导思想。何兹全先生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的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这一时期，范文澜也由经学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他在抗战时期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史书编纂中，这不仅表现在该书按照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行阶段划分，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其中，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是社会生产力。因此，范著通史尤其注重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说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简编》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开端几乎都是先介绍该时期的“经济状况”，如西周的“周初生产方式”，两晋开端的“三国统一后的经济状况”，隋朝创立时期所面临的“统一后经济的发展”等等。具体言之，如对于殷代社会性质的判定，认为“殷代既进行到青铜器末期，当然可以建立奴隶占有的国家”，但又“因为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不能促进生产关系起重大的变化，对旧传公社制度，也不能作更多的破坏，所以按本质说，商代自然是奴隶社会，但公社制度，仍然还保存很大的残余。 　　在寻找历史上的思想文化变动原因时，也是从经济因素方面去归纳，如儒家思想的革新、宗教J恩想的传播、明清鼎革的文化变动等，都是从经济结构变化方面予以说明。范文澜同时也注意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如在叙述先秦各国的变法对本国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等史实时，也充分说明政治改革与意识形态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 　　其次，唯物史观既然从社会的物质存在出发说明社会意识及政治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就必然关注进行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和群体，这一倾向，无疑又与新史学“民史”和“文明史”的要求默识心通。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序言中便表达了对以往“正史”的不满:这类书连篇累犊，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而我们需要的是“一部真实的中国人民的历史”，这也正是这部通史的努力方向。①《简编》在形式上对以往精英史、贵族史模式予以修正。 　　由于“人民的历史，不是皇族的家谱;历代纪元年号，显然以天下为帝王私产，且时代距离，不易省察”，故此书对历代帝王直称姓名，年次全用公历。对劳动人民在社会重大变革、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创造发明中的巨大作用，也用大量的篇幅予以发掘和叙述，旨在说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也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②在内容上，该书浓墨重彩地描写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尤其对农民起义、农民的反抗活动记述颇详。因为，范文澜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因此《简编》对普通民众历史的叙述通常是在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二元对立的语式中展开的。如中国从秦末大泽乡起义至义和团运动，其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从未停息，这就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史，也正是这种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种历史书写方式的出现，“对当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汪伪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活动，激发广大人民爱国热情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简编》一出版便在国统区就遭查禁，因为“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务必取缔。”再次“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严格地讲，就是一种跨学科研丸。“正是通过这一学派，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必威体育精装版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从义理层面初步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转型。从这个角度来春《简编》也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范例，书中充分而广泛地利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所提供的成果，阐释、清理中国的史前社会，把神话传说、考古学成果和人类学(民族学)知识三者熔为一炉。例如范文澜认为中国中部黄河南北之所以成为各种族斗争的区域，主要是因为这里是平原肥沃地区，因此住在周围的各民族都想迁徙进来，也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场所，其例证就是考古学上的发现:“后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