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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新中国17年史学道路 　　目前学术界对于“十七年”史学道路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按常理，该问题本来不难作出正确判断。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尽管前进的道路曲折，1957年以后产生“左”的错误，但国家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居于第二位;那么，作为全局的一部分，对于历史学领域的估价，也应当作如是观。但实际上人们的认识却大为歧异。有研究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界教条主义盛行，整个中国史变成一部农民战争史，将十七年史学贬低为“完全政治化”的史学，完全依附于政治，毫无学术性可言。 　　甚至将“十七年”与“文革”十年划为一个阶段，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的史学应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三十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时期，以农民战争史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①而近些年关于学术史的总结也缺少应有的一个环节，即把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学术工作的成绩与问题作正确的区分，对在唯物史观优良学风指导下取得的成绩，实事求是地作出肯定。结果便造成当前有不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对于四五十年前的史学界情形几乎毫无了解，于是闭眼一想:“十七年”，教条化盛行，史学界并无成绩可言!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正确地作出基本估价，实际上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是有利于史学的发展，还是认为它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十七年”中出现的教条主义一度泛滥，究竟是因提倡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认真辨析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发展的道路，而且关系到认清当前史学发展的方向，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 　　学术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指导地位，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样观察“十七年史学”，看法却如此大相径庭，原因何在? 问题的症结，在于能否正确地把握“十七年”中两种学风的对立存在及其斗争的实质。实际上，“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式地摘引马列词句、当作公式随意套用的恶劣学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正直、严肃的学者大力发扬优良学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恶劣学风而取得的。这是正确评价的关键，也是考察“十七年”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一正确的原则，就会只看到教条化、公式化在一段时间盛行和危害，甚至将曾经发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加分析地归罪于唯物史观，从而怀疑以致否定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年，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出现了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自由讨论的风气。现举典型例证。一是，学者之间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学术界为探求真知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学者常在刊物上发表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商榷的文章，大家都认为很正常，被批评者不由此产生意气，公开表示这是帮助克服缺点错误的“药石良言”。二是，党中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与史学界关系很大。三是，多数知识分子对学习唯物史观抱着欢迎态度。新中国初年进行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要求知识分子建立起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其必要性和意义十分显明。 　　因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为之服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逐步形成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一过程可能是痛苦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过程中，有的人曾经想不通，或有某种抵制情绪。但多数人在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却是自觉和愉快的，学习了关于历史进程和观察分析事物的一套新理论之后，感到弄清了许多问题，思想得到很大提高。年过六旬的吕思勉，学习唯物史观热情高涨。他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检查回顾自己早在47岁时就接触到马列主义，“但愧未深求”，表示要更加努力学习理论。谭其壤在1979年撰写文章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走过的道路，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带来教条化，他却诚恳地赞许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史学界的大进步:“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在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一系列的讨论，编辑了大部头的史料丛刊。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①更有典型意义的是蒙文通，他通过学习迅速提高了认识水平，自称“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 　　对于“十七年”里正直、诚实的学者所取得的成绩，我们不能采取无视的、任意贬低的态度。而应当肯定，“十七年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普遍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实事求是、健康向上学风的氛围下，经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创造了可观成绩。然而，1957年以后出现“左”的干扰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