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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日本遣唐使出使的目的 　　遣唐使作为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近来国内学界关于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集中于从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出发，并将遣唐使出使的情况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不同阶段来分期进行研究，本文旨在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打破这一分期研究模式，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来展开对出使的国家目的方面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试对遣唐使出使的个人目的加以探析，以期对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予以辅充。 　　一、遣唐使概况 　　所谓遣唐使是指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使者。遣唐使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除大使、副使、判官和录事外，还包括入唐学生、学问僧、请益生、请益僧、医师、乐师、画师及水手等。除派遣人员的多元化以外，出使的人数也相对较多，“最多时直接参与的人员达四五百人，相当于一个省(中央机构名称)的规模。”日本自“公元630 年八月(舒明天皇二年)派大仁药师惠日遣唐”开始，至公元894 年(宇多天皇宽平六年) 遣唐使制度废止，其间共历时260年，派遣出使19 次，其中成功到达唐朝本土13 次。“孝德白雉四年(公元653 年)，日本遣唐使在入唐途中经过萨摩国萨麻郡附近时遇难;另外，齐明五年(公元659 年)日本遣唐船队中的第一舶漂流至南岛时被岛上人所杀，仅东汉阿利麻等五人乘岛人船到唐括州。”可见由于途中受到自然因素及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加之日本航海技术的局限，遣唐使出使的危险性较大。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大批遣唐使出使唐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听从国家的命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实现其个人的一些目的。下文笔者将分别从国家和个人的角度出发，试对遣唐使出使的目的进行探究。 　　二、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可从时间上将遣唐使的出使情况划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第一阶段，舒明天皇(公元629- 641 年)至齐明天皇时代(公元655- 661 年);第二阶段，天智天皇时代(公元662- 671 年);第三阶段，文武天皇(公元697- 707 年)至孝谦天皇时代(公元749- 758 年);第四阶段，光仁天皇(公元770- 780 年)到仁明天皇时代(公元834- 850 年)。不同阶段遣唐使出使的目的有所不同，究其差异，大体可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日本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进行分析。 　　首先，遣唐使出使的外交目的。这一目的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体现的较为明显。随着隋朝的灭亡，唐朝代之兴起，遣隋使回国后曾描述唐朝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面对此景日本急于向唐朝学习，遂在遣隋使的基础上增派遣唐使来唐，以期与唐朝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这是遣唐使出使的最初目的。公元663 年，倭国援助百济水军与唐罗联军在白村江一带展开决战，百倭联军战败，唐倭关系出现危机，“齐明五年(公元659 年)，日本派出遣唐使，但因唐援新罗灭百济，遂将日本使节羁留长安达十个月。” 但之后日本分别于天智四年(公元665年)、六年、八年、文武大宝元年(公元701 年)派出遣唐使。可见，日本此举目的主要在于与唐朝重修旧好，欲恢复之前与唐朝的友好外交关系。 　　其次，出于政治之目的。部分学者将第一阶段遣唐使出使的目的归结于“期望通过遣唐使，直接从唐朝吸取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经验，进而推进大化年间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但笔者认为从第一阶段遣使的时间和大化改新的时间来看此观点存在不妥之处，遣唐使派出的时间分别是公元630 年和公元653 年，而大化改新的时间为公元645 年，从这点来看二者之间时间跨度过大，对大化改新的作用并不大。大化改新的核心人物是于推古十六年(公元607 年)派出的遣隋使高向玄理、南渊清安等人，其于舒明十二年(公元640 年)学成回国，并带回了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大化改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说对大化改新有真正作用的是遣隋使而非遣唐使，但后来遣唐使带回的唐朝政治制度也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此外，为实现与唐朝之间经济交流之目的。遣唐使出使的又一目的即与唐朝进行贸易往来，主要可分为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遣唐使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充当经济交往的媒介。遣唐使来唐带来一定数量的礼物，唐朝则照例回敬礼物，这种国家间的相互馈赠，可以看作是官方贸易的表现形式。除日本进呈的物品外，由于来唐朝路途遥远，日本朝廷亦资助遣唐使一些经费作为其日常生活开支，唐朝方面也会按其品级对其进行赏赐，以上构成了遣唐使在唐进行私人贸易的来源。此外，遣唐使回国时还会带回一些唐朝的物品献给日本皇室贵族，其中不免流入民间，遂成为贸易的对象。以上贸易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间的贸易往来。最后，为实现与唐朝进行文化交流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