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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伦特与马克思两种革命观的对话及评价 　　革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数政治哲学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作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汉娜·阿伦特作为西方学术界公认的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她所处的资本主义的“黑暗时代”里，革命让她看到了开端启新的激情，以及变革与复兴的希望。正如她所说的:“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将要展开。”同为犹太哲学家，阿伦特与马克思都进行了关于革命问题的解读。阿伦特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基础上对革命的解读，无疑形成了对革命最为独特的论断，并形成了与马克思之间关于革命问题的争论。 　　一、阿伦特论革命 　　阿伦特对于革命的思考，集中体现于《论革命》一书中，这也是其政治思想的“逻辑和年代学的总结” ，对革命论述的基础，就是对一个问题的集中回答，即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以灾难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 而美国大革命如此功成名就，却始终不外乎是一个地方性的重大事件。”这一问题的分析与回答，形成了阿伦特与马克思对于革命的不同理解。针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的不同，阿伦特将革命区分为两个概念: 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在阿伦特看来，法国大革命正是社会革命的代表，它的起因更多的出于同情。用卢梭的话说，同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物伤其类之情。法国大革命把同情概念引入了革命，并将同情概念作为大革命一切情怀的出发点。 　　于是，同情逐渐变成了一种革命所依撑的激情，蔓延于整个法国大革命之中。出于对贫困绝境的怜悯同情，法国大革命将穷人的日常需要作为政治诉求宣之于众，“人民”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关键词，它的含义第一次单单指遭受苦难的下层人民，同情的热情将作为革命者的人民的意志升华到最高的政治美德之中。阿伦特认为，正是这种同情的美德，在法国大革命之日起，革命者们基于同情产生的情感的无限性，使人们陷入了无法控制的、更大的恐慌之中，最终吞噬掉革命本身。这场社会革命，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迫切解决人民贫困绝境、满足人民日常需要的政治目的，以暴力为手段，同情为动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浪潮，最终，它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也吞噬了革命的成果，大革命蜕变为战争，战争又变成了不断的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结局是革命变成了暴力骚乱与恐慌。 　　在阿伦特看来，同情情感与暴力手段已经是法国大革命中所出现的致命问题，同时，将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这一私人领域问题纳入进公共领域的范畴，更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 　　二、自由、暴力与解放: 阿伦特对话马克思 　　依前文而论，在阿伦特的视域下，革命是自由，是理性，是政治的重新构建; 在马克思的视域下，革命是富足，是激情，是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的勇气和变革的力量。对于革命的不同角度解读形成了阿伦特和马克思不同的革命观，在这样的革命观之下，阿伦特与马克思在以下几组概念上进行对话。阿伦特将“以自由立国”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自由”成为了阿伦特思考革命问题的出发点。 　　马克思也进行了自己关于自由的理论建构，那么，什么是自由? 该实现什么样的自由? 阿伦特和马克思基于对革命问题的探讨，也在自由问题上进行了对话。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由是一种每个人全面发展的生活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也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状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前提。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自由实现的历程概括为三大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正是这一自由历程的第三阶段。是追求每个人彻底获得解放，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自由既是人的个性的全面解放，又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这种人的全面解放的状态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下的自由王国，这种自由王国必须建立在“必然王国”之上，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这一实现的基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 ，使得工人阶级能够有闲暇时间进行自身全面发展提升。这样一来，马克思的自由理论问题转化为社会理论问题。自由作为一种个性的全面解放，被放在社会问题领域进行解决。 　　三、革命: 手段还是目的 　　针对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大革命的对比，阿伦特提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革命观，这样的革命观形成了她与马克思之间的对话。基于前文对马克思和阿伦特革命观的探讨，以及对于自由、暴力、解放三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理论出发，综合阿伦特和马克思对于革命的观点，对革命真正要旨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在现代的视域下，革命已经不再是革命本身，而上升到革命问题。革命自古有之，而上升到革命问题被加以反思则是从现代才开始的。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