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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器(人)伦理学的研究 　　伦理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专属人类的事务，也只有“智人种”的人类才可以被称作“道德行为体”( moral agent)。然而，随着计算机科学的飞速发展，以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自治型人工智能物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基于计算智能的思想对哲学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不断对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进行着解构和建构。关于“智能与精神要素不必囿于人类和其他自然物种”的新思想开始充斥于各种著作之中，这些新思想的涌现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判定一个事物是道德行为体，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是该“物”要具有下意识的、有知觉的感觉能力，对于技术人工物的道德地位的意蕴，两个世纪前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就曾预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伦理学进行重塑“当人类把语言能力和感受性的标准覆盖到一切物时，伟大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当代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促进了认知科学的发展，能够模拟人类思维、沟通等活动的计算机技术的进展使得机器人能够表现出生动的感受性和切实的道德反应(moral response)。面对机器人应用实践，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道德的图灵测试”，对这种全新的人工物的伦理地位进行全面审视和考察。 　　一、机器(人)伦理问题的凸显 　　机器人伦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有着许多开放式问题，主要表现在军事、医疗、环境、个人情感等领域方面。 　　军事应用是目前为止机器人伦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分支领域。围绕正义战争理论的应用是机器人伦理学的首要和重要考察的论题。在该领域中，诸如如何通过编程把伦理原则植入机器(人)以达到伦理的“善”，以及对机器进行编程、进行道德约束等问题。 　　情感机器人又称为社交机器人或情感计算机器人(affective computing robot)。其利用植入的生物识别技术，通过自动识别来自人类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的信息进行获取数据来判断用户的情绪状态。在该领域中，伦理学家注重机器人“情感”因素的探讨，旨在使机器(人)能够依据情景变换进行调整相应的情感状态，使得用户能够与其更友好地相处。 　　性爱机器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市场化趋势，能够达到通过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进行掌控和激发用户的强烈情绪，致使用户对其产生依赖倾向，这对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和传统性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了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应用于生命医疗领域的医疗机器人能够对地理偏远的地区和远程战场的士兵实施医疗救护，消弹医疗救护的局限性。这项技术为医学伦理学领域提出了新的问题挑战，成为当今医学伦理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环境机器人被人们用于收集环境变化的数据并充当人类直接的价值工具，在生态(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具有变革性意义，为生态(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论题。 　　二、机器(人)在“道德层级”中的重新定位 　　著名的生物伦理学家彼特·辛格(Peter Singer)对于动物权利的论述为我们探讨机器人的伦理地位问题提供了积极的思想质料，辛格认为，一旦我们考虑扩大道德圈(拓展伦理关护对象的范围)，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我们就有希望进一步拓展我们的道德关怀。因此，一些倡导“绿色”伦理学的生态伦理学家认为“绿色”伦理学承认森林、海洋、河流、山脉等本身的道德利益。其中，“深绿色”伦理学认为，我们应该避免掠夺森林、河流等资源，这不仅为了领域内具有感知性的居民，而且也是为了森林、河流等“他们自身”的利益;“浅绿色”伦理学认为，我们对环境的关注只有通过参考人类和其他知觉众生的利益才是合理的。 英国伯明翰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亚伦.斯洛曼(Aaron Sloman)教授受到辛格思想的影响，他在《哲学中的计算机革命》(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Philosophy } 1978 )一书中论述了“未来机器人能够思考和具有感知力”的可能性场景，并在此基础上，号召人们关注机器(人)的伦理地位问题，并把机器人纳入道德行为体的考察范畴内。他在伦理学框架内讨论了感知性的伦理意义，认为感知性是判断一个道德行为体的重要依据。 　　三、机器(人)伦理对传统伦理学的拓展 　　机器(人)伦理作为一个新兴领域，通常被视作一个涉及人工物道德行为体建模和实现的应用性研究领域。然而，这片未知领域更为广阔，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理论进行探索道德行为体的本质、道德价值等，从人工智能或信息理论观点看，自治型人工智能行为体的范围可以有不同类型的道德地位。 　　作为实践研究的一个焦点领域，机器伦理具有各种客体性(objectives)。它在技术应用上具有很明确的市场趋向性，例如护理机器人的发展所出现的伦理问题，医疗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