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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法治体系”亟须解决的若干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阐述了一系列相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其中涉及到一些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于提高立法质量与完善立法操作指导思想的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立法质量，必须不断完善我国立法操作的具体指导思想。当然，在我们国家，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还要解决立法操作的具体指导思想问题。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在立法中存在着这样的具体指导思想，就是：“有比没好”、“快比慢好”。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可行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国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现在已不是无法可依的状况了。而且我们已经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法都能治国、也不是所有的法都能治好国。因此，在立法操作的具体指导思想方面，要与时俱进，不能满足于“有比没好”、“快比慢好”。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立法的质量。为此，在立法操作的具体指导思想上，现在需要强调两条：一是适度超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和网络时代的背景下进行立法，一定要强调适度超前。不要出现某项法律刚出台不久就不适用了的状况。二是细化。法治要细化的，良法不厌细。因为只有细化的法治才管用，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关于政府的机构和权限法定化的问题 　　首先谈谈政府机构设置的法定化问题。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在什么范围内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建设廉洁和高效政府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法治办法把它们固定下来，这就是《决定》讲的法定化。我们要用法治手段把多年来政府机构改革成果巩固下来， 这并不妨碍每届新政府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对机构和人员编制进行适当调整。 　　其次，谈谈对政府权力集中部门制约的法定化问题。这是人们反映很强烈的问题， 因为权力集中部门极其容易出现寻租现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对此作了重要的规定并采取了针对性、操作性很强的举措。如，明确了要加强对这6 类权力集中的部门或岗位的权力制约，这些是：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提出了5 项具体措施防止这些部门或岗位权力滥用。这些措施是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这些规定和举措都是很好的，下一步关键是把它们法定化。 　　关于司法改革中的“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问题 　　关于“去地方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已经作了详细和明确的论述。这对今后司法体制改革，非常重要。比如，关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关于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两项改革非常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非常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关于“去行政化”的问题，也就是司法体制不完善问题。这方面的改革涉及到组织人事制度。目前我国司法系统队伍是按照公务员的要求来管理的。公务员管理其实也就是行政管理。依照目前管理体制，要做到一点行政色彩都没有是不现实的。但是，行政色彩太浓这就叫行政化。不去除行政化就谈不上司法体制改革。比如，现在的体制是法院院长领导副院长，副院长领导庭长，庭长领导主审法官。这就叫行政化。这样的行政化不去掉，就无法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再比如，现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考核体系的某些指W标还有行政色彩， 如改判率和发回率等。这些考核指标会迫使下级法院不得不请示上级法院，容易造成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办案或审理的干预。因此，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解决司法领域的去行政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