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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西化派挑战的回应 　　五四运动前后， 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以及对西化思潮的反思，从西化派逐渐分离出一批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思想主张， 不仅遭到了以东方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攻击， 也遇到了之前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盟友”--西化派的挑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情境来看， 当时西化派的挑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间接而根本性的挑战，即就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等方面，提出了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的思想主张、设计方案;二是直接性的挑战，公开质疑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和实践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格局构建中的指导性地位。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采取迁就避让或置之不理的态度，相反从多方面给予了积极性回应。 　　为此，通过考察和分析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回应西化派挑战这段历史，将有助于科学地把握、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实质和相关规律，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展开提供一些启示性思考。 　　一、在历史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唯物史观回应了西化派的历史进化论和文化决定论， 初步回答了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的问题 　　历史观特别是现代历史观， 除了相较于历史意识而言具有高度抽象概括性特征之外， 还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性特征。“人们之所以要对历史进行这种宏观认识，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探求纯学术的欲望，而是为了表达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从近现代中国历史来看， 先进的中国人为了论证自己救国方案的科学合法性， 总会以一定的历史观为依据，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西化派也不例外。 　　在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的问题上， 他们以历史进化论和文化决定论来论证“西化”方案替代复古方案和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的所谓合理逻辑性和现实正当性。客观地讲，西化派的这一历史观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推进了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进程。但五四前后他们并没有以这一历史观作为思想过渡的中介而进入到唯物史观层面， 相反依然固守并以其来抵制和批判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明显阻滞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将近代中国引入健康轨道的进程。 　　考察五四前后西化派相关思想言论， 他们的历史观所遵循的逻辑依然在于认为竞争推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国的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要免于被淘汰务，必摆脱传统的限制而学习西方的文化;同样，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出在思想文化方面， 解决中国问题根本上也有赖于思想文化问题的解决。如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认为，当前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受旧法律、道德和宗教的压迫摧残而致使个人毫无个性和独立的人格， 指出要促进社会的健康惟有大量的“白血轮分子” 发扬“白血轮精神”。 　　二、在自由观上，用社会主义自由观回应了西化派的资产阶级自由观，初步回答了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自由”一定程度上内蕴从某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之意。追求自由本身就是人的特性，对于自由的获取也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目的”。联系到近现代中国国情下不同阶级、阶层、群体乃至个体的自由观和他们所持的历史观一样， 在具有高度抽象概括性之外也还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性特征， 表达了他们期望从所受到的中国现实问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争取和追求在他们看来较为科学理性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无论科学与否，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争取社会关系、社会联系、社会交往中的自觉和自由，是不同时代先进代表追求的理想。 　　人类社会交往、社会活动中的自觉、主动、自由问题，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探讨和论证的深层课题。”五四前后针对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 西化派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为理论武器， 设计出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截然对立的方案， 即主张由具体问题式的渐进性解决之道来首先实现个人思想意志和伦理道德的自由。 　　如胡适、高一涵等人以线性文化进化论从思想文化层面对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分析后指出， 实现个人思想意志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自由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就强调社会要有生机活力就必须发展人的个性，即“使个人有自由意志”;明确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就是要大力倡导一种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的“为我主义”。 　　三、在真理观上，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回应了西化派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初步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 　　在真理观问题上， 五四前后的西化派深受詹姆士、杜威等西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影响，突出强调了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以及注重工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