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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引发的伦理争辩 　　2015年4月18日，中山大学黄军就团队在我国英文学术期刊《蛋白质 与细胞》(Proteinamp; Cell)上发表了研究成果。在这项研究中，黄军就团队利用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了突破性的编辑尝试。在此之前，国际上还未有任何公开地利用 CRISPR 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编辑的实验。因此论文一发表，在全球范围很快引起了激烈的伦理争辩。一些西方国家的科学家 对中国团队进行的研究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领域的研究和临床应用存在巨大的伦理争议，理由是人类胚胎基因的可遗传性有 可能使此类实验给人类基因库造成不可逆的后果，中国在未经伦理论证的 基础上“擅自”开展事关未来全人类发展的研究，实属不妥。黄军就也表示， 该论文可能因为存在伦理问题方面的异议，曾 先 后 被《自 然》(Nature)和 《科学》(Science)拒稿。但也有一些科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此项研究并不 存在国际上所认为的严重的伦理问题，如邱仁宗教授就曾为此辩护：黄军就 团队所用的胚胎是无法继续发育的三原核合子胚胎，这类胚胎已丧失继续 发育成独立的人的能力，并且黄教授在实验前也征求了胚胎提供者的知情 同意权，因此这次实验研究是可以得到伦理上的辩护的。 不管怎样，此事 件作为“导火索”，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使用 CRISPR 技术编辑人类胚胎基 因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是否应该开展以及应该如何开展的激烈争辩，其 中的伦理争辩因事关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决策而格外受人关注。本文尝试 从安全性关注、权利冲突和社会公平等层面对此类研究相关的伦理争辩进 行评述，进而讨论推进负责任的人类胚胎基因研究的可能策略。 　　一、基于安全性关注而引发的伦理争辩 　　CRISPER是生物医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生物重要工具，因其能够针 对任何 DNA 序列进行定制修饰，该编辑技术的应用研究预示着人类健康 与福利改善的巨大可能性，但和其他新技术应用研究一样，它也伴随着可能 的因滥用以及未预期的后果而产生的同样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 在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研究和临床推广之前，基于安全性关注而研发的伦理 思考首先成为争辩的焦点。 　　2015年4月29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 FrancisS.Col- lins在该院的网站上发表的“关于资助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胚胎研究 的声明”中强 调：这 类 研 究 存 在“严重的和难以量化的安全问题”(serious andunquantifiablesafetyissues)，且以某种未经后代同意的方式影响他们 的生活和利益，值得伦理关注;目前没有紧迫的医学理由来做这类研究(no compellingmedicalreasontodoit)。按照他的说法，有关修饰人类胚胎基 因用于临床的想法在过去多年已从多个层面进行过辩论，几乎被普遍视为 “一条不应该跨越的底线”(alinethatshouldnotbecrossed)。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不伤害原则(Do-no-harm Principle)，因 此，围绕安全性关注和技术风险引发的伦理关注主要有：对人类胚胎基因进 34 《科学与社会》(Samp;S) 行编辑是否会造成某种伤害?特别地，谁的利益会因此受到伤害?胚胎还 是我们的后代?一些科学家认为，胚胎不应看作被害者，理由是胚胎不具有 感受能力，不能感受到痛苦，因而无法享受相关的福利。他们争辩说，不应 该过分抬高胚胎的地位，并以此阻止任何关于胚胎的实验和研究。然而，基 于人类种系的总体利益考量，他们认为，必须保证接受研究的胚胎本身不作 为生殖目的继续使用，以保证没有相关胚胎能发育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从而 保护后代不会面临脱靶效应的安全性风险，这是对于研究必要的规制，也是 相关研究可能得到伦理上许可的重要条件。 尽管《科学》(Science)杂志2015年11月30发表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张锋教授研究小组的成果表明：团队通过创建3个新版本的 Cas9酶 大大降低了 CRISPR的脱靶效应，依旧不能将其看作安全性的保障和研究 合法化的充足理由。毕竟，人类对自然和生命进化过程的复杂性尚处在非常 有限的认知水平，且大量的历史经验证明，科学家在有限尺度上的精准操作 常常很难实现预期的乐观的精准目标，甚至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各种生态或 健康方面的后果。支持将CRISPR尽快投入实验和临床应用的人看到的是其 在家族遗传缺陷矫正方面的可能利益，想要利用CRISPR技术敲除致病基因， 但结果是否如其所想的那么完美需要进一步观察。首先，很多目前被确认是 引发某种疾病的基因，可能在几百年后被发现是预防某种疾病的基因。例 如在人体红细胞中发现的一段抗原的编码-DARC 基因，被证明可以保护 人免受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