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投行未来发展问题的法律角度探析_0.docVIP

关于亚投行未来发展问题的法律角度探析 　　一、准确定位发展方向，妥善处理机构关系 　　二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几十年来主宰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既有金融机构也同样深受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影响。在国际金融秩序逐渐失衡、利益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亚投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建立的多边机构，必须要在全面把握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尤其是亚洲地区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资金实力、成员国利益需求、市场容量等多种因素来准确定位，合理布局，以促进共同发展。另外，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生力量必然会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形成的格局产生影响。如何平衡利益关系，减少竞争压力，就需要在中国的领衔之下与其他机构展开对话，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合作空间，相互补充，错位发展，以实现互利共赢。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博弈也是中国逐步强化规则制定权、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必经之路，不难预见，在未来谈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与挑战，是对中国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二、加强股权分配磋商，慎重构建决策机制 　　股东构成与股权分配历来是多边金融机构权力分属最明确、最直接的体现。近些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话语权虽然有所提高，但仍“受制于人”，这也正是中国积极倡导筹建亚投行的原因之一。据悉，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股权份额，中国成为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虽然官方反复强调，筹建亚投行旨在加强联动、共同促进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并无“一家独大”之意，但笔者认为在股权分配问题上确实不能含糊以对。未来成员国数量将逐渐增多，中国应扮演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在充分尊重既定股权分配标准的基础之上，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减少因利益重叠而引起的摩擦。 　　在决策机制的构建方面，世界银行采用的是以成员国的认缴份额数为核心的加权表决制，拥有份额的多少决定了成员国在世行中决策影响力的大小;与之相类似，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也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向其认缴的数额越大，投票权也就越多，地位自然越高[4];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便是WTO，它以协商一致原则为基础，辅之以投票表决制，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体现主权平等。面对这两种主要的决策方式，亚投行在完成股权分配之后如何抉择或者另辟新路，还有待多方协商研究，但需注意的是，中国不能再走过去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多边金融机构中展开“权力秀”的老路，应带头遵守国际通行准则，通过和谐一致的方式进行决策，而不是强硬地“以权压人”。 　　三、合理设计争端解决机制 　　设计一套包含调解、仲裁、执行等程序在内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亚投行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目前具有借鉴意义的争端解决模式主要包括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所确立的机制：前者的体系构建相对完善，既包含磋商、申诉、专家组建议和执行四大程序性设计，还包含反向协商一致、法庭之友、法律解释、透明度以及第三方制度五大制度性设计，它是WTO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者来说，若争端方按法定程序将争端提交至ICSID，即可成立仲裁庭与调节委员会，并根据《华盛顿公约》的规定启动仲裁程序或调解程序，争端方可以自由选择处理方式。ICSID虽然没有常设的上诉机制，但从既往案件执行状况来看，其结果总体令人满意。鉴于亚投行的机构性质、未来纠纷涉及的方向、现有机制处理绩效等因素，笔者认为，各创始成员国在设计与构建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借鉴ICSID争端解决模式，这样做一方面能够找到确定的国际范本和案例作为参考，增强各成员国的可接受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四、注重环境和劳工问题的法律保护 　　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居多，且大部分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较大。据以往实践来看，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投资，东道国在缔结条约时通常会赋予投资者较为广泛的权利，以致忽视对其国内生态环境的保护。针对这种现象，亚投行应在能力范围内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框架，鼓励并推动发展中国家摒弃牺牲国内环境来吸引外资的老路。更重要的是，当事国各方尤其是东道国，在签订国际投资条约时，应着眼于国家整体发展前景，对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处理方式等相关环保条款进行深入探讨，达成统一意见，并在文本中予以明确说明。 　　劳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权在公民权利中占据着重要地位，《QdGyb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中都对劳工权作出了相应规定。如今在国际投资领域尚未形成完整的劳工权法律保护体系，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