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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史的要素和展望 　　中国的世界史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现在又处于哪种情景，这是一个必定要提出来的问题。经历了规律探寻、空白填补，研究型世界史兴起了。尽管每个阶段的世界史都有其主要特征和侧重面，它们之间却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裹挟在一起，似海浪般地向前簇拥。就其本质而言，既然研究型世界史是在规律型、知识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型的世界史既是覆盖在规律型和知识型世界史之上，当然意在表达出对人类生活本质更为深刻的认识。研究型世界史的要素是什么? 具有哪些特征? 且又会如何发展? 尽管这些问题还有待观察，却已让人振奋，感受到它不可低估的力量。 　　一、世界史从知识型向研究型的转变世界史的一个根本任务是传播准确的历史知识。如果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就不可能理解现代人类的行为方式。这种知识的覆盖面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对世界各国历史沿革、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把握。知识传播把世界连成一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知根知底，互相信任，不再像是刚刚结识的新朋友。新关系带来的不是表面的交往，也不是利益的交往，而是超越并高于它们的理解。这种深层次的认识一旦形成，就表达为真实的内容，使国与国的关系变得稳固。人类遵循历史的引导而互相理解，成为当今世界交往的新基础。历史还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事，举例来说，经历过深度罗马化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常会产生更加紧密的联合，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相反，没有经历过深度罗马化的德国则明显不同。历史知识传播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国际交往上理解的新基础。没有历史知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就会停留在表层，但如果有了世界史知识的介入，国际交往就变得深刻和富有理解力了。 　　二、命题意识和学术性世界史工作者不能拒绝与社会需要和时代要求紧密相连的研究型世界史，就像科学家不能拒绝把“中国制造”改成 “中国创造”一样。所以，研究型世界史将会欣然利用可能提供给它的一切来增加研究深度。如果知识型世界史旨在为人类提供精准的历史知识，那么，研究型世界史就是要学者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告诉人们。一旦世界史研究者有了这样的意愿，其所组成的团体就会重新考虑世界史的定位，并满怀热情地把增进史学的学术性放到首位。研究型世界史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学术性增强。如果教授和学术小团体只是一般世界史知识的代言者，现代世界也许会轻视这些脱离社会需要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是世界史范畴内各种关系的发现者和研究者，那么，他们提供的对世界的看法就极其有用，远比单纯提供世界史知识要深刻，且更具有渗透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推动知识型世界史向研究型世界史转变的，正是史林中那些最具有科研能力的人。从某种角度说，若不将 “描述的历史”改变为 “研究的历史”，必然难以把世界史改造成非常有用的、与当前社会接轨的前沿学科。因此，随着知识型世界史向研究型世界史的转化，学术含金量的问题就被适时提出。这也是时代的呼声: 人们已经厌倦了单纯记忆性的历史描述，反而偏好起见解深刻即愈来愈专门化的研究型世界史。这就有了 “命题意识”这一说。提出命题和解释命题，是今天世界史学术含金量的一种公认的标志。历史命题，即常常为国际高端学术平台重视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也常被用来衡量某个国家世界史的研究水平。所谓命题，实际上就是对某种关系的认识，或是对某种性质的确认。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这样的命题并不稀少，如 “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拉伯雷不可能不信教”、“意大利是近代欧洲社会的第一个产儿”、“封建主义是政府的一种类型”、“马基雅维里开创了近代政治学”等。遗憾的是，上百个这样的命题，都是外国学者提出来的，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却不多。中国的研究型世界史要发展，中国学者就一定要有提出命题的意识。中国学者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在知识型世界史时期对此重视不够。当然，世界史的命题并不是产生于世界史知识之外，然后再同它冲突、抗争、妥协，而恰恰是产生于世界史知识的内部，其根源深藏在历史描述层之下，是对历史知识透彻分析后的产物。既然历史命题反映了历史研究的深度，而中国世界史学者又具备了提出命题的条件和时机，那么，由于知识型世界史向研究型世界史转化，一个由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提出命题的时期已经到来。可以预见，这一发展产生的后果将是惊天动地的，期盼着许多真理性的认识将由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者发现。 　　三、有用性、前沿性和学术创新研究型世界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增进世界史的有用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事实上，如果世界史的每一种研究都和有用意图相关，我们就能够在学科的层面上缩短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之间的距离以及拉近历史研究和突飞猛进发展着的当今世界的距离，并使两者之间匹配，以此产生一些正面的结果。还可指望这种转变会突破学科之间人为设立的藩篱，使世界史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