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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为中心从常识的历史学到构造的历史学 　　一、引言 　　17世纪初，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尝试对人类的知识进行一次整体的考察和分类，以此为研究者提供蓝图和指导。培根依照人类的理解能力将人类知识区分为三类:“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①。随着近代学术分工和职业化的进展，德国的历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一枝独秀，享有“近代历史学之父”声誉的兰克率先在历史学实践领域树立了典范，声称要与“写文学书那样的自由去发挥自己的材料”划清界限，也不要去企望“述往知来”的重任，历史学家应把“对事实进行精确地陈述”作为“最高原则”，其理想只在于“如实直书”。②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在其成名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试图在广阔的历史知识问题讨论背景下另辟蹊径，借助于话语分析的“转义学”(tropology)，来探究19世纪欧洲经典史学大家的“历史文本”，进而发现历史学与诗学在语言形式上的同一性。 　　二、历史记忆与“常识的历史学” 　　众所周知，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都有感知外间世界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有记忆和遗忘的能力。基于人类拥有共同的感官器官，我们都可以记起昨天发生过的事，为了进一步克服自然遗忘，我们使用语言符号把昨天的事记录下来，人类便有了历史。在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克里奥”就是记忆女神的子品乱“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把希腊波斯战争记录下来，同样声称“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④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也常把希罗多德的“历史”视为西方史学的开端。由此，我们可以假定，正是人类有了这种记忆能力，我们才能拥有历史的观念。在这里，我们应注意到感知与记忆是不同的，感知总是此时此刻的，而记忆面对的则是过去，总是那时那刻。如果没有时间要素，言说我感知到这是一张课桌或记起5分钟前看到过这张课桌就是没有意义的。“由感知通向记忆，是原始经验脱离其自身而成为历史经验的前提，也是历史经验获取意义的前提。” 　　三、历史推论与啦匕判的历史学” 　　当历史学家发现他并不是依靠他的权威叙述，而他自己就是他的权威的时候，那种常识的历史学就要过渡到一种批判的历史学(critical history)。在批判历史学的阶段，我们所谓的权威( authority)，比如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有关希腊史的叙述，他们也就不再是历史学家的权威了，而是要成为历史学家的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只能作为历史学家的信念而存在，历史学家批判地检验资料的来源，依照自己的解释原则而确证出这个资料是可信的，在这个意义七“他所谓的权威一点也不是权威，而仅仅是证据(evidence ) “②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家的自律性最明显的体现是由历史批判所构成的，这种历史批判正如培根所说的质问大自然，用实验来折磨她，以便向她索取自然界的奥秘。历史学家的历史批判也就要质问他的权威，这是因为他的权威可能隐瞒事实，比如恺撒关于入侵不列颠的叙述，历史学家要像侦探那样提出恰当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在恺撒的原始陈述中隐瞒的情报。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权威并不知道的事实，比如当一位医生询问病人的情况，病人却并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在历史学中，最明显的示例就是考古学领域，考古学家可以揭示以前从未有人记录的事件。③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历史学家的原始资料并不仅仅限定于书写的文献，还应包括非书写的资料，比如一处遗迹、一个墓葬等等，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痕迹(trace)都潜在的可以成为历史学家论证某个问题的证据。 　　在整个认知过程中，“历史学家贯穿在他的工作过程之中的，一直都是在选择(selecting)、构造( constructing)和批判(criticizing);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维护他的思想在一个科学的可靠进程(sichereGang einer Wissenshaft)的基础上。由于明确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再次借用康德的用语，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变革。”④可以说，在批判历史学的阶段，历史学克服了常识历史学的教条阶段，历史推论是这种历史学的主要特色，体现出来的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理性的运用。“哥白尼式的革命”意味着，历史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不能再依靠在历史学中并不适用的知觉理论，而是要转到历史学家的理性认识的能力的批判上来。由此，经验论讨论的历史事实就要转化为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推论活动中来论证某一主题的历史证据。所以说，最终能够确立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不是依靠我们的记忆或某一叙述权威，而是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历史学家运用自己的理性，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