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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与对抗力：张东荪对民初共和政治的思考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正式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不管态度如何，各方均承认此为中国两千年之一大变。新生的共和政治激起了巨大的热情与期待，革命者以此为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良机，甚至心向前清者也认为，此为“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国民党与北洋系便正式决裂，二次革命发生，随后国会被解散，宪草被废止，短暂的共和试验遭到挫败。此种始料未及的结果引起了当时人多层次的反思。对民初共和试验失败的研究近年来蔚然有成显学之势。对当时的政治进程、各派力量的关系以及思想争论都已有了一定的分析，总体趋势是纠正既往史学重国民党与国会，轻袁世凯与北洋系的状况，试图展现民初共和试验更为整体性的图景。本文不拟在此着力，而是尝试转换视角，不是从当时的政治参与者，而是从政治评论者与思考者视角，探讨一名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知识分子--张东荪对这一时段政治的反思。试图挖掘其思想意涵与时代意涵。从而增进我们对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以及民初政治实践的理解。张东荪为崛起于民初的政论家与政治思想家，在1913年-1916年间，作为主编或自由撰稿人，他在《庸言》《正谊》《甲寅》《中华杂志》《新中华》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政论与政治思想文章，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他虽政治主张与梁启超一派相对接近，但并不具体参加政治活动，态度与实践都相对超然，其思想与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可代表当时中立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关怀。故本文选择以张东荪在1913年共和试验失败后的思想与言论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当时中立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进而探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形态与历史脉络。 　　一、公德与共和制 　　1913年，民初共和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党派恶斗与革命相继发生，共和政治最终破裂;更进而言之，随着科举制的废除(1905年)、君主制的结束(1912年)，儒教的制度性支撑基本瓦解，传统政治的道德基础根本动摇。在这一背景下，张东荪开始了对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反思。他反思的出发点，是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张东荪强调法治国必须以内在的道德为基础。他说：“夫法者外形之拘束，道德者内心之拘束。人之初生，本赋有狙与虎之性，必有所拘束焉，然后不敢思畔也。”“拘束之力则不外乎法与道德二者而已”，而“法律不能自言，则言者尚矣。言者即执法者，此执法者苟不具道德，则法之执行终不能至公至正，充其害或较甚于无法焉。易言之，执法者苟不为道德所拘束，则法本死物，唯有听其破坏而已。是故吾人既主张法力，则不可不同时而主张道德力也”。 　　这种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必须放在进化论的视野下予以理解。张东荪承认自己“对于社会进化说中，最膺服颉德(Benjamin　Kidd)之论”，具体说来，即“人类之进化在技艺固恃智力，而人类之进化在群道则恃道德”，“国家之所以立，民族之所以强，皆恃其人民有独至之道德力也”。 此近似于道德群体进化论，但他又认为，道德必须奠基于作为“固有文明之结晶”的宗教--在中国显然只能是儒教。如果共和政治是西方人的特产，在中国传统中毫无基础，儒教能诞生出他需要的“立宪国民之道德”吗?张东荪并不这样认为。他主张，宗教与道德的一体只是文明较低阶段的产物，在已达到较高阶段的西方，宗教与道德是分离的。他认为：“在泰西今日，则宗教自宗教，道德自道德，欲以宗教振兴道德，殊属艰难之业。盖道德之关于宗教也尚浅，而关于他种如生计、教育、政治等更较深焉。惟吾国则不然。以所处之时代不同，其道德之与宗教有关乃较泰西为甚……故中国除宗教以外别无道德，非若泰西，二者分立，反足以促道德之进化也。一孔之儒，不知历史，乃仅思效法欧人，殆亦徒自苦耳。故李登堡曰：改良其国民，必改良其信之神，其此之谓欤?”由此可见，他支持立儒教为国教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并非理应如此，而只是因为中国落后而不得不如此。他对儒教运动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不希望它失败，但又同等地不希望它胜利。毕竟，就思想根底而言，他支持的是章太炎对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的看法，那就是：“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融之世。”此处可见美国典范的影响。虽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美国民主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教信仰，并甚至认为共和比专制更需要宗教的支持，但宗教是道德的基础与必须依靠政治力量定立国教显然是两回事--恰是美国人最早落实了政教分离原则。这给了张东荪特别的启示：宗教立于政治之外才有力量，与政治结合反而会削弱这种力量。因此，他不能不对在共和国中定立国教心存疑虑。大致可以说，在宗教问题上，他的立场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一致：如果宗教对道德是必须的，那么，宗教就不仅是善的，而且应被视为是真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他多少有些犹疑地主张儒教入宪。但不管他在儒教问题上与乃兄(张尔田)有多少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