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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数学基础论争中的现象学现象 　　一 　　海尔曼·外尔( Hermann Klaus Hugo Weyl，1885-1955) 自1904 年起便在哥廷根大学随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学习。由于他对哲学也感兴趣，因而当时在哥廷根去旁听过胡塞尔的哲学课程。他还在胡塞尔的课上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地道的哲学生，学习现象学，后来还翻译了西班牙哲学家伽塞特( Joseacute;OrtegayGasset，1883-1955) 的许多哲学著作。主要是因为她的缘故，外尔一家与胡塞尔一家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外尔于1908 年2 月18 日在哥廷根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胡塞尔曾担任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在上述意义上，外尔基本上可以算是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学生。外尔1908 年在希尔伯特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考试，1910 年完成任教资格论文考试。此后他在哥廷根担任三年的私人讲师，1913 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得几何学教授的位置，成为爱因斯坦的同事。外尔后来也是最早出版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教科书的人之一。 　　1920 年，母校哥廷根大学聘请外尔去接任费利克斯·克莱因的教席，遭他拒绝。1930 年，哥廷根大学再次聘请他接替老师希尔伯特的教席，这次他无法拒绝，但几年后他发现这是他的失策，因为此时德国已经处在日益浓烈的纳粹反犹氛围中，而他的太太海伦娜是犹太血统，时时感受到威胁。外尔在哥廷根仅仅工作了三年。1933 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及同年4 月反犹政策出台后，他不得不于这年10 月携家离开德国，移民美国，通过爱因斯坦的斡旋而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教职。此后，胡塞尔的儿子、罗马法和教义学领域的法学教授格哈特一家1936 年3 月移民美国，最初显然在外尔那里得到了帮助。马尔维娜在致法伯的信中提供的格哈特在美国的联系地址，便是外尔在普林斯顿的住址。胡塞尔自己则在这年3 月14 日致其家庭朋友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写道: “格哈特已经在3 月3 日到达纽约，并且受到他的东道主外尔的接待。”外尔在普林斯顿一直工作到战后的1951 年。此后他又回到苏黎世，并于1955 年在苏黎世死于突发心脏病，享年七十整。二通过旁听胡塞尔的课程以及与胡塞尔家庭的交往，外尔受到的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十分深入。它首先使外尔摆脱了他最初持守的实证主义立场，而且此后这个影响也贯穿在他一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思考之始终。“外尔毕生始终是现象学哲学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在极为熟练地运用它。”外尔曾答应胡塞尔将他的重要文章《论数学的新基础危机》交由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发表，后来还因为改登在1921 年的《数学杂志》上而使胡塞尔感到“非常遗憾”。 　　而此前，还在1920 年6 月5 日的信中，胡塞尔就在收到外尔寄赠的《空间·时间·物质: 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讲座》第3 版后回信说:“整个空闲的下午我都坐着阅读您的著作，带着递增的喜悦浏览它。这部著作是多么接近我的一门由哲学精神来承载的物理学之理想啊。我们的时代使这样一门普全的、受最高观念引导的对世界的数学形式的认识得以可能，而我居然还可以体验到它，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除了胡塞尔之外，最早注意到外尔思想与现象学哲学之关联性的很可能是胡塞尔在弗莱堡期间的两位重要助手奥斯卡·贝克尔和马丁·海德格尔。贝克尔与外尔的思想交集与相互影响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论及; 海德格尔这方面则因为贝克尔的影响，1924 年之前便对外尔的研究以及外尔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介绍有所了解。海德格尔在这年撰写的长文《时间的概念》( 实际上是《存在与时间》的初稿)中曾就当时自然科学中的时间研究做过一个特别说明: “由于相对论在思义( besinnen) 时间定义的基础，因而时间本身必定会在其研究中变得更为清晰可见。尤其是在其原则性思考的过程中受到过现象学的训练的H. 外尔，他的研究具有一种将数学越来越源始地指向时间现象的倾向。”海德格尔的这个说明和提示涉及外尔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解与解释。但在外尔那里，最能体现其现象学训练的应当是他在数学领域中的直觉主义思考方向。从1921 年外尔写给胡塞尔的一封信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得到了虽然是大致的、但却是直接的表露。胡塞尔于这年终于完成《逻辑研究》第2 卷第二部分( 第六研究) 的修改，出版了它的第2 版。而这本书的第1 卷和第2 卷的第一部分( 前五项研究) 的第2 版早已在1913 年便完成修改并出版。就此而论，《逻辑研究》的第1 版和第2 版都是分别在两个年份出版: 第1 版分别为1900 年和1901 年，而它的第2 版分别为1913 年和1921 年。相隔如此之久，外在的原因自然与在此期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但内在的原因则涉及胡塞尔个人的兴趣转向。他在1931 年1 月6 日致普凡德尔的信中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