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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革 　　一、引言 　　早在1980年代初野村浩一就指出旧本的近代历史是一段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并清醒地认为，对该历史认识的失败“即使现在也无法说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诚如其所言，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在经历了连续20年的经济停滞后，国内蔓延着“应在亚洲和世界恢复失去的影响力”等情绪，政坛也不断右倾化，出现了以美化侵略史为核心的新民族主义动向。由此可见，这种现象并不像一些分析所说，日本政客的许多言论是出于大选的考虑，不必过于当真，而是很有必要对日本人的中国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有助于解读日本是如何看待中国，进而提高我国对日本的理解和认知程度。这些研究在制定对日外交政策之际可以为开展中日间对话、处理焦点热点问题等提供依据和佐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古代、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在其反向上的中国人对旧本认识”等方面的研究论述比较多，有关二战后日本人对华认识的成果却多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出现，形成自身的学理体系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但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结构性变迁，如新中国成立、日本经济腾飞、中国的“文革”、中日建交、中国改革开放、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等等，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随之发生阶段性变化。在当前中日关系恶化、两国国民缺乏相互信任的情况下，深入研究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具有迫切的重要性。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归纳和探讨1945-2014年期间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流变及其特征，以期在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提供一些依据和启示。 　　二、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与“日本的中国观” 　　关于旧本人的中国观”和旧本的中国观”，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甚至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混淆使用的现象。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和研究的缺陷，所以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厘清是很有必要的。 　　己有学者尝试对旧本人的中国观}旧本对华认谓，旧本的亚洲观”等概念进行界定。例如，严绍堡曾将旧本人的中国观”定义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日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对中国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之后，他进一步对该概念予以提炼，将其定义为旧本人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中，即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对中国的一种认知状态” 。班玮则把旧本人的中国观”分为三个认识层次:政治家及官方的中国观;民间的中国观;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社会舆论及专家的著述评论。周维宏将旧本对华认识”具体划分为政界、学界、民界三个层面来进行概念界定。包霞琴把旧本的亚洲观”归纳为三层含义:日本对亚洲的认识;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日本对未来的选择。周维宏、马铭则将旧本的亚洲观”分解为旧本的”和“亚洲观”两个概念分别进行了界定。 　　另外，在日本学界，研究自己国家和国民的中国观时，也很少有人对此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只发现历史学家芝原拓自在研究1868-1885年期间的日本对外观时，将其分成政府首脑和五大主要报纸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学者伊藤之雄在研究1868-1894年期间日本的对华对朝认识时，采用了政府和民间(又分为报纸和思想家)两大层面进行分析的手法。但是，以上所有论述中都未将旧本人的”和旧本的”进行区别和明确的界定。 　　“日本人的中国观”与旧本的中国观”这两个概念看似含义相近，其实不然。说到前者，虽然其限定语是旧本人”，但很显然并非单指日本人个体对中国的看法或认识，而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特指某个时期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认识倾向或主流认识。当然，作为这种中国认识的代表，可以具体表现为某个或某几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可以体现在社会舆论上或学术界的对中国研究中。该中国观属于民间层面，包括学者、民间人士、媒体、社会舆论、大众意识中的对中国认识。例如，夏目漱石的中国观}“二战期间日本媒体的中国认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等表述都应属于此类。 　　后者则一般是指旧本的”国家政策中对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对中国的政治层面(广义上包括政治体制、外交、军事、价值认同、意识形态等内容)上的理解与认识。该中国观属于政府层面(包括政府部门、军队等)，政府首脑及政治家、军政要员等个人的中国观在代表日本行使话语权的情况下也属于此类。例如，具体表述为“冷战体制下日本的中国观}美日同盟框架中日本的中国观}“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认识”，等等。 　　概言之，前者是文化论观念下对中国的认识，后者是政治论观念下对中国的认识。不过，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政治家-具体的“日本人”个体来操作，于是在学界的表述上就会出现诸如“吉田茂两个中国政策观”之类的情况，把日本对华政策通过个人的中国观具体表现出来。而且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往往会有学术界的研究来配合国策，另外也会出现国策引导社会舆论、反过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