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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初期中苏两党关系走向浅析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苏两党之问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若即若离的关系。战后莫斯科并非始终以国际共产主义宗旨支援中共，作为战后美苏中关系和世界格局的体劲卜《雅尔塔协定》，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都足以看出，莫斯科始终以自身国家利益作为调整与国共关系的最高准则，其外交目标是一种维系“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的状态。即使战后在中国东北，苏联多少支援过中共也不能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起了主导作用 　　面对国共内战趋势愈益增加的局势，中共起初曾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直至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毛泽东口中的“好朋友”翠。却声明，限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禁比中共进军东北。面对苏军冷漠态度，中共自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自身力量强大，才能与莫斯科讲条件、谈合作。 　　日本投降前，斯大林早已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划战后在华既得利益。莫斯科自然把中共作为与蒋介石讨价的重要筹码。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莫斯科首先承认“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予支持。因此，苏联进军东北前未曾向中共“透露任何消息”。在莫斯科看来，能够保证苏联战后远东利益与安全只有与蒋介石合作。一方面，可以借助蒋介石限制美国在华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二战中苏联损失惨重阶，需要和平环境缓解压力;再一方面，与国民党相比，中共力量显得太过弱小。即使朱德给美苏英的说帖上强力展示自己的军事成绩，但对于莫斯科来说，此时中共“在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不如与国民党和谈，求得一时和平气苏联进军东北前，就已制定其对外政策大方向-保证其战后利益与安全，延续苏美同盟关系，以“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毛泽东企盼的国际援助终于来了。毛泽东随即指示一个“干部团”去东北，并命令热河、山东及察哈尔等地部队，做好向东北进发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然而，中共军队出关后，却大失所望，认为苏联“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而且“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因此，派军队去还要看形势，暂时放弃夺取城市计划。这时，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向中共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中共审时度势，一方面基于自身军事力量现状，应对内战准备不足;一方面顾虑国际形势缓和趋势，美苏极力促进国共和谈。终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和土若飞赴渝和谈。 　　9月中旬后，苏联对中共东北军态度明显改善，要求中共协助苏军管理地方，稳定社会治安。中共趁机制定全国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力图控制全东北”，发展东北根据地。苏军对中共援助是有限的，彭真在向中共中央报告东北物资时就曾提到:“苏军方面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坚守。一切被其坚守之处，不准我搬用。苏军方面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绝对全部控制，我无权调动任何车辆。中共对于友军的态度，也只能表示“不与之为难” 　　在重庆方面，毛泽东等人与蒋介石和谈的进程可谓如履薄冰，气氛亦趋紧张。毛泽东曾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询问苏联态度，得到的却是“必须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尽量避免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气10月1日，国民政府致电苏联，要求趁美国舰船在大连港登陆，以利接收东北。7日，苏联政府照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表示反对在大连登陆。苏联认为美国势力有进入东北可能，为维护在东北利益，对中共转而纵容政策-“大开前门”，责令迅速占领城市，并促其对登陆大连的国军“坚决阻比登陆”。此时，中共在东北力量弱小，军事力量薄弱，一方面勉强配合苏军要求，以换取接收大连等地优先权。一方面，利用苏美矛盾，立即制定“竭尽全力，霸占东北”计划，至少“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11月15日，蒋介石对苏联利用中共阻比其登陆，宣布撤退东北行营，拒收东北行政。苏联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对中共态度发生了转变。要求中共立即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并且长春铁路沿线有苏联红军之处，不准“与蒋军作战。中共面对苏军态度突变，表示“只有服从”，但要做好秘密工作，准备“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6年2月，苏军面对《雅尔塔协定》曝光以及反苏反共浪潮压力，再次对中共示好，要求中共在其撤退前，增强东北干部，大批增调主力部队到东北”，并告知撤退时提前向中共通报，以利速占城市，与蒋介石争夺东北。中共则答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在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配合。对莫斯科来说，此时东北混乱状态，或可能独立对苏联利益最大。基于东北独立的估计，一方面让中共悄悄进入东北，与来接收的国民政府形成一种对峙状态;另一方面，无论哪一方被赶出东北，对苏联都是有益的。国民政府被赶出东北，苏共与中共意识形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