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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宪治国”若干问题探析 　　由于我国的体制和国情，决定了“依宪治国”不同于西方的“宪政”。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的“宪治”。我们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让宪法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又不偏离宪法的价值方向。 　　一、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 　　1、法治形态转变的要求。法治时代的到来得益于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要求法律的明确性、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19 世纪实证主义法学和概念法学的兴起带来了“形式法治”的时代，这种作为制度实践的法治，简单指向公共秩序的存在，法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办案，不得解释法律。“形式法治”维护了规则之下的一般正义，但无法约束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因而常需要牺牲实质正义。于是试图调和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的“综合法学派”提出，“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自由、安全、平等等某些超越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这种追求价值理念的法治既强调法律规则的刚性要求，又要求法官解释法律，并且不能仅仅实行形式解释，还要进行实质解释。与“形式法治”相比，“实质法治”对权力的约束不仅限于“法无授权不可为”，还要求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监督的范围也从执法权扩展到立法权。 　　1996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作为制度实践的法治的现实运作。从十五大到十八大，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经济社会各领域仍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尤其是立法乱象亟待整治。“依法治国”在形式法治意义上，强调“按规章制度”办事;在实质法治意义上，则强调“良法善治”“宪法至上”。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宪法的重要性，明确“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四中全会则部署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依宪治国已成为我国法治形态升级的需要，但是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在于，我们不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依宪治国。因此重点落在执政党的火车头作用、民主政治在社会治理层面的起步，以及宪法权利在实际生活中的实现。 　　2、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法律基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并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长期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作为事实上的执政党，又领导人民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其执政业绩有目共睹。但是近年来，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屡受质疑，主流学术界的论证涉及各个视角，却缺少宪法的角度和思维。就“历史决定论”的角度看，党对民族自立的历史贡献无人可以否定，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是解决执政合法性的初始来源，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却是人民的认同;就“经济业绩论”的角度，民生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得到民意支持的重要基础，但不是唯一基础。如果政党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GDP的增长上是没有稳定性的，“一旦出现失误，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会严重动摇”。因此，需要回到执政权作为一项公权力的法律属性，从人民认同的事实中建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法律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宪法。 　　回溯1949 年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各民主党派一致确立了“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结构;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并通过第一部《宪法》，再次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身份自然被赋予了法定执政地位，也符合当时实际的民意支持。执政合法性来自人民认可，但是人民授权的方式包括全民公决选举和代议制选举。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表达的是各方政治力量通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结的共识。1982 年宪法则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进了宪法序言，是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法律基础，符合民主法治的逻辑。 　　3、政党建设的法律手段：基于宪法思维的执政合法性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才能保持稳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同志早年与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的著名谈话即用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也就是要解决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宪性问题。出于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担忧，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告诫，说明毛泽东同志已经考虑到执政合法性背后的宪政问题。过去我们虽然是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但高举的是“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这面民主大旗，才得到人民拥护。而近年来党内腐败现象已破坏党的公信力，中央领导痛下决心反腐，正是基于这个危机下的别无选择之举。而此次反腐力度之大，以及陆续推出的从严治党的常态制度，包括官员财产公示、领导干部责任倒查机制等，面临巨大的阻力和困难，也需要借助宪法